29第六十三章漫话镇反运动(2)
进城后,他更是公开声明:对反动派只有暴力和专制,绝不施仁政,“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
因此,主席不可能不重视镇压反革命的问题。
主席为什么对这个时候开展镇反运动不甚积极?这是因为,他从一开始就已经注意到,由于新中国必须要建立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联合政府,就使得对付反革命的问题变得复杂得多了。
他在1949年初对俄国人解释他的想法时就明确讲过这个问题,说:如果建立一党政府,这样做就容易得多;如果建立联合政府,那就“必将带来麻烦”,因为**党必须要顾及其他政党的态度,而不能简单地依据自己的意愿来行事。
也正因为要建立联合政府,主席甚至对占领大城市的问题都格外谨慎,对新政府成立后帝国主义会“组织所谓反对派从内部来破坏革命”的危险更是格外担心。
他已经再三告诫党内:“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轻视这些敌人”。
主席特别强调**党人要避免重蹈李自成当年的覆辙,强调进城后要警惕不要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打中,亦都是为此。
但也正是因为注意到进城后会面临如此复杂的局面,故建国伊始,主席就对任何可能造成重大影响的行动都小心翼翼,避免四面出击。
比如,1950年3月主席从莫斯科回国后,就马上针对当时正在广泛开展的土改运动提出:中国的土改应当学习苏联的经验,暂时不动富农的土地。
其理由有三:“第一是土改规模空前伟大,容易发生过左偏向,只动地主不动富农,则更能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并防止乱打乱杀,否则很难防止”;“第二是过去北方土改,是在战争中进行的,战争完全掩盖了土改空气,现在基本上已无战争,土改就显得特别突出,给予社会的震动为得重大,地主叫唤的声音将特别显得尖锐。如果我们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动他们,则将显得我们更加有理由,即是说更加有政治上的主动权;”
“第三是我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现在已经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组织上都形成了,而民族资产阶级是与土地问题密切联系的,为了稳定民族资产阶级起见,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似较妥当。”
主席这里的中心思想很明白,就是突出强调统战政策的需要,要求全党注意运用策略,对敌人要分而击之,以免太过刺激统战对象使其不满。
对农村中的富农尚且担心发生“左”的偏差,诉诸激烈手段,大规模镇压社会上的反革命分子,影响面更大,主席自然表现得更加谨慎了。
1950年6月,**中央召开七届三中全会,主席在会上做了的报告,在书面报告中他鲜明地肯定了镇压反革命的极端必要性,指出:凡是反革命,“都有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在背后策动”,“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对一切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都必须坚决肃清。
但是,他同时在口头解释这个报告的思想时,却明确告诉与会者,报告虽然面面俱到,讲了各方面的工作要求,然而,当前一切工作的重心,还是在“为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
为什么不能把肃清反革命的工作当作重中之重?他做了详尽的解释。他说:第一,“我们已经在北方约有一亿六千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今年秋季,我们就要在约有三亿一千万人口这样广大的地区开始土地改革,推翻整个地主阶级。在土地改革中,我们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
第二,革命胜利引起了社会经济改组。再加上战争已经带来了很多破坏,许多人对我们不满。尤其是“现在我们跟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搞得很紧张,他们皇皇不可终日,很不满”,而因为战争破坏和经济改组所造成的失业的知识分子和失业的工人也不满意我们,还有一批小手工业者,包括一部分农民也不满意我们。
因此,我们目前的首要任务,在城里是“要合理地调整工商业,使工厂开工,解决失业问题,并且拿出二十亿斤粮食解决失业工人的吃饭问题,使失业工人拥护我们。”
同时“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改善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通过举办各种大学和使用知识分子,使他们不反对我们。
而在农村,则是要通过减租减息、剿匪反霸、土地改革,使广大农民拥护我们。
总之,“就是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至少不要使他们反对我们。
换言之,主席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不要四面出击”,“不可树敌太多”。
用他的话来说,“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
不是不要搞镇压反革命运动,而是要分清轻重缓急,“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急躁,急了会出毛病”。
“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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