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竹老头作品 旭日全文阅读简介:旭日最新章节章节目录 29 第486章 漫话镇反运动（2）(第2页/共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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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实也正是主席在军事所擅长的“各个击破”的策略在政治上的一种运用。
发布严厉镇压的指示——“双十指示”
高度注重策略的灵活性，是主席政治运作的一个重要特点。但由此也足以说明，主席绝不是那种墨守成规的人。
战争的目的在于战胜敌人，一切策略的应用，都是为着这一目的服务的。因此，当战争形势发生变化时，迅速调整既定策略，以追求更好的效果，就成为一种必然。
主席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的策略变化，也正是如此。
1950年6月主席还极力劝告党内同志不要急躁，切忌四面出击。然而，几个月后，随着朝鲜战争爆发，北朝鲜人民军很快失利，中国方面不得不准备出兵，他马上就改变了此前对镇压反革命问题不甚积极的态度。
他意识到，这是一个彻底清除国内反革命分子的“千载一时之机”。因此，**中央10月8日正式决定出兵朝鲜，他两天后就亲自主持通过了新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又称“双十”指示），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大规模镇压反革命的工作。
主席在决定出兵朝鲜的同时下决心镇反，自然有其攘外安内的现实需要。
除前述各种敌视**党的旧势力相当活跃以外，仅国民党特务的活动，就对**后方的安全与军事行动的秘密，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据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北京至9月底就已破获特务案件177件，天津12个月破获73件，平原省9个月破获22件，绥远省6个月破获60件，河南省8个月破获183件。
据《人民日报》公开报道称：“从去年十月至今年九月先后被我公安部门捕获的特务分子达一万三千余人，并破获美帝国主义在中国所直接进行的间谍案件数起，缴获的特务机关的电台共一百七十五部。”
而朝鲜战争的爆发，特别是美国及其联合国军的大举卷入，原本就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恐慌心理。
特务分子以及各种不满**政权的旧势力散布的各种谣言，更是在许多偏远地区和农村，造成了民众的惊恐不安。
甚至，一些地方还发生了已经被剥夺的地主和旧富农进行反攻倒算的事件。
最严重的地方，一个省里平均一个县就发生了七八起。
在这种情况下，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贯道等会道门组织的影响和作用，就自然而然地突显了出来。
其不仅人数众多，而且许多地方的基层党政人员也都深陷其中，受其左右，从而不能不引起地方党政的严重不安。
据**华北局报称：“在会道门活动方面，河北发有四百零一种，道徒无全省统计，仅石门六县即有各种道徒约六万四千人；山西一百五十种，仅一贯道即达八十一万多人；平原八十二种，道徒约三十万人；察哈尔五十余种，道徒约二十万；绥远二十余种，；北京三十八种，仅一贯道即有道徒二十万人；天津十余种，一贯道、青帮、世界佛教会各约十万人上下。
就全区说，以一贯道分布最广，也最反动，全区共约道徒一百五十万人，仅山西忻县地区即有一贯道徒约十九万，占该区人口的百分之十四点六，连其他会道门计算，则占人口的百分之十七点七。
崞县每村皆有一贯道，代县百分之七十四的农村支部，均有党员参加，在全县不到三千名党员中，有百分之十八参加了一贯道。
察省雁北地委调查了九百个党员，即有五百个参加一贯道，其中一百个党员宁不退道。该道上层多为地主富农及国民党反动的旧军人，一般道徒则多为中贫农。
这些会道门中的大多数，特别是一贯道和龙华会，已为特务组织所掌握和利用，成为反革命活动的有力工具。”
由于各地农村都存在着这样一种社会基础，结果自然也就便利了国民党地下潜伏及派遣人员的反抗活动。
另据华北局报告称：“匪特的反革命活动已不仅限于隐蔽的造谣、暗害、破线、破路等卑鄙行为，且已走上公开的直接的武装暴动的阶段”。它们或“积极扩大力量，组织反动武装”，或“联络旧党特人员，*纵土匪，进行所谓‘敌后游击’”。
在“双十”指示发出前后，仅华北地区就发生各种暴动十余起。规模较大的就有：河北武安县“黄兵道”武装暴动事件、山西稷山县国民党流散官兵袭占五区区公所及县府事件、河北省通县“全佛大道会”暴动事件等。
作为镇压反革命运动的中心指挥机构，中央公安部这时明确认为，各地反动组织活跃异常的根本原因在于，反革命为数过多，而镇压不力。
它在综合了全国的情况之后，这时专门向**中央提交过一个报告。说明：其一，全国范围内“从一九四九年一月到今年八月，约计捕获特务二万五千零四十一名，处死者仅六百三十九名。
检查去年十月至今年九月所破获的一百三十五起要案中，有处理报告者仅十余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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