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是谁在“帮助”这股土匪(3)
如果领导者以党的事业为重,经常注意干部在思想上、在工作中、在生活上遇到的问题,及时给予指导与解决;如果早一点发现于恩池、李振一连10天不上班,而周云泰因强迫命令被群众殴打后情绪异常,如果了解这一切,并且给以必要的帮助,那么于恩池、李振也许不会当逃兵,周云泰可能不至于一头栽进无法逆转的绝境。
可惜,他们自己就率先脱离群众,率先追逐享受,率先忘记了自己的责任。己之不正安能正人?所以作为主要领导人,他们不仅要对整个金溪工作的失误负责,同时也要对这些干部的丢失负责。最为遗憾的是,这些南下干部本应像其它地方的南下干部一样,成为剿匪斗争中的骨干力量和英雄人物,而现在竟然被土匪“吓”得落荒而逃,这个反差实在太大了,令人无法释怀。
干部,特别是南下干部中出现这种问题,尽管其中许多错误是令人愤慨的,但也是令人惋惜、令人痛心的。他们错在哪里呢?最根本的就是错在忘了群众,脱离了群众,背弃了群众。
当于恩池、李振觉得困难重重、一筹莫展的时候,为什么不向群众请教呢?全江西的南下干部都遇到过相类似的问题,他们都从群众那里找到了“法宝”,打开了局面,使自己和时代都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凡脱离群众而不知回头、不思悔改的人,不仅会造成工作的挫折和失败,也会给自己酿成政治灾难甚至千古之恨。
违犯党纪的要受党纪的处分,违犯国法的自然要受国法的制裁。周云泰被捕归案之后,在他杀人的那个村子里召开了群众公审大会。在宣判他的死刑的时候,群众对着主席台下跪,请求免去他的死罪,说是被打死的人不能复活,没有必要再死一个人;可以让他继续工作,戴罪立功。
然而,国法是无情的。但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的群众是多么质朴,多么善良,多么伟大!能为这样的群众去奋斗、去拼搏、去牺牲,是一种幸福,一种光荣,一种人生最完满的归宿。
当时上级不只一次地指出,要消灭匪患必须双管齐下,即同时进行军事围剿和政治围剿。政治围剿的主要责任是地方党组织和地方政府。一方面是依靠党的集体领导,党、政主要领导人的政治智慧,进行正确的分析判断、布置安排,“不战而屈人之兵”。
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群众的支持,即把大多数群众争取到我们这一边,使土匪觉得不投降就活不下去。因此,发动、依靠群众,便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当时金溪的主要领导干部的无所作为、无心作为的精神状态,显然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
所以从主观条件来剖析金溪匪祸为何难以遏止,领导干部的责任便浮于水面了。有人说,金溪的匪患问题,是向理安这个土匪太厉害了,不能怪这里的干部。其实,在赣东的几个主要匪首中,向理安并不是最“强”的。
从军衔说,向理安不过是个“上尉”,比不上那些“将军”和“校”级军官;以带兵经验论,比不上王象起、吴勋民;从在当地的社会基础说,又比不上廖其祥、李彬那伙人。应该反过来看,不是向理安“太厉害”,而是这里的工作“太不厉害”,也就是说没有像其他县那样发动了群众,打开了局面,控制了形势,使土匪不能为所欲为。
正是这一点,也在客观上“帮助”了向理安,使他获得了生存空间和活动空间。当然,这完全是从客观效果上看的,说明干部工作失职,留下了太多的漏洞,使敌人得以从容窜动其间。这里还应该强调,除极少数蜕化变质者和向理安的“卧底”之外,绝大多数干部都是政治立场坚定,与向理安这些敌人誓不两立的。
我们党在发现问题后,很快就采取措施,扭转了不利局势,挽回了一些干部造成的不良影响。1950年10月,金溪土地改革委员会成立,随即分批开展土改运动。党组织抓住了纠正错误最好的途径,就是让广大干部到农村去,到土改斗争中去,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通过这场斗争彻底消灭封建土地制度,彻底摧毁曾在这个制度上建立起来的一切上层建筑,清除土匪赖以生存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
干部受到了一次极好的锻炼,土改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金溪县朝气蓬勃地走向新的历史时期。
通过土改,群众完全站在我们这一边。土匪所“依靠”的“群众”,即那些历史上有一些“污点”,被向理安拉拢、欺骗、胁迫并且做过大大小小错事的那些人,在土改中受到了教育,提高了觉悟。政府和群众没有歧视他们,分给了他们和别人同样的一份土地,成功地进行了转化工作,绝大多数也站到革命一边来了。
没有人给土匪吃,没有人让土匪住,没有人与土匪往来、通风报信,山虽大,林虽深,也没有土匪立足之地。在政府和群众的强大政治攻势、军事攻势面前,土匪们除了投降,便是死亡。这就是为什么横行多时、暴戾残忍的向理安股匪,后来只能在丢盔弃甲、非死即伤中苟延残喘,最终彻底完蛋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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