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是谁在“帮助”这股土匪(2)
早在1949年7月,向理安就亲自窜到金溪二区,以葛坊为中心开展地下活动,在葛坊村组织了地下“四区区公所”、“象山乡公所”。
1950年4月,向理安又到葛坊扩大反动组织,交给“派令”(任命书)、发放反动宣传标语。向理安懂得,要实施他的反革命阴谋必须紧紧依靠他的“群众”,即他的社会基础——恶霸地主、反动党团骨干和国民党官吏。
在葛坊,他首先找到的就是国民党的乡长李步武。解放之初,向理安即任命李步武为四区“指导员”,并叫他打入村政府,当上了财粮委员。
有了村干部的合法身份,李步武便可以放肆地组织地下乡公所,建立地下军,进行特务活动。他以自己的家作为向理安活动的据点和情报中心,粮食由他供给,6个儿子为他跑腿送信。我们先后成功争取向我们提供了情报的周胜龙、石鸡头和周客兴等人,都因为他的告密而被向理安枪杀或活埋。
戴润清也是“地下区政府”的一个骨干,他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兵,是个老兵油子,1949年7月即被向理安委任为象山乡民教干事。向理安路过葛坊或驻扎在这里时,多半在他家落脚。
土匪的枪支、弹药等武器也藏在他的家里。1950年4月,向理安“论功行赏”,擢升他为“少尉”,并委以“部员”之职。“地下军”有个邓新云,曾当过国民党的乡干事、保代表。解放后,接受向理安的命令,打进我们的村政府,当了村文书,建乡后又任乡政府文书。
此人专门打探我剿匪部队和上级政府的情报,及时向土匪通风报信;向理安住在葛坊时,还负责其安全工作,所以当了向理安的“警卫干事”;因其“办事得力”,又将他升任为“中尉参谋”。伪职员、赌徒邓长云,明里是我们的村政府民政委员,暗中则是向理安任命的“保长”。
他的任务是替向理安刺探并转送情报,因为“有功”,1950年4月,又被委任为“四区区员”,并授以“少尉”军衔。也有个别觉悟不高的农民,因为听信反动谣言并贪图小利而当了向理安的特务。
李新喜就是这样,其老婆与向理安有染,得到一点钱财和其它一些好处,便以为当土匪乃是一条不劳而获的“捷径”,于是也跟着向理安跑,从而走上犯罪的道路。
1949年秋天,向理安派他到冯岩区政府刺探虚实,根据他的情报,向理安包围了区政府,将区长等十余人打死。向理安回来后,又将两名受伤的匪徒及两个女人藏在他家。1950年7月,周胜龙等人被向理安杀害,他也是告密人之一。
金溪二区的确是向理安着力经营的地方,他的地下政权系统非常“完备”,连什么“户籍干事”、“警卫干事”、“国民学校校长”都由他亲自“任命”。而且保长、干事之类的“官员”,都可以给予“少尉”、“中尉”军衔或“部员”称号,这显然是一种拉拢、笼络、收买人心的手段,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是多么看重他的“群众”。我们不妨从他的“豫章山区绥靖司令部直属游击第6支队”的“人事登记”册中抄录两则,见识一下他是怎样下发他的“派令”,以“亲近”他的“群众”,夯实他的“社会基础”的:“理人字第48号,三十九年(1950年)7月1日,派文思为本部中尉部员、本区金溪县象山乡乡公所警卫干事。
“理人字第59号,三十九年7月1日,派洪元良为本部少尉部员,兼本区金溪县象山乡第8保保长。”
在向理安的“派令”里,除了实际职务,还要加上军衔及部员称号。他自己跟着国民党干了十几年,才混了个上尉,而对于追随他的反动分子,他出手“大方”得很,少尉、中尉随便给,而且还任命了不少“少校”。
军衔易懂,什么是“部员”呢?就是他的“豫章山区绥靖司令部第6支队部”的“部”员,如果他的这个第6支队有个委员会的话,这个“部员”,就可以理解为“委员”,是一种荣誉职称,一种政治“待遇”,也是一种权力的赋予。在我们看到的两百多个“派令”中,全都是这些玩意儿,即使像“保长”、“干事”、“校长”等等纯属一般地方性职务,也无一例外地加上个军衔或“部员”。这显然是在讨好他的追随者,扯近和他的“群众”的距离。
此外,村长王云山,乡生产委员王元太,村小组长洪有荣、周二桂等人,不是历史上不干不净,就是地痞流氓之类,都是明为人民政府的乡、村干部,实际上是在为向理安工作。这就是说,一些乡村政权,已被土匪所控制。
直到1950年11月,公安局才掌握了线索,逮捕了戴润清。经审讯后,戴润清详细交待了向理安两次到葛坊的活动情况,以及土匪下一步的计划。他们打算先要把各乡、村政府和农会抓到手里,布置内奸,以便到时候好里应外合。同时准备好征集粮食,每户交3担、5担、10担不等,并在深山地区建立9个仓库,作为后援基地。“地下军”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就可以发给已准备好的武器,进行秘密训练;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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