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毛主席礼贤下士
1949年1月31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北平和平解放。3月25日,主席率党中央机关进驻北平香山,主席暂住香山的双清别墅。主席一边指挥解放军横扫残敌,解放全中国;一边频频会见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筹备召开政协会议,共商建国大计。
这些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不少人是早年就追随孙中山参加反清革命的,经过曲折痛苦的探索之后,他们逐渐认识到,只有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才是正确的道路。所以,他们拥护党,参加了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和党同舟共济,荣辱与共,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贡献了很大的力量。有不少人还是主席、周恩来的老朋友。
早在1948年5月,**中央发出了《五一口号》。五一口号共有23条,它缘于时任新华社社长的廖承志为纪念1948年五一宣传活动对党中央的请示。当时,对有关方面起草的五一口号做了重要修改。他删去了关于中国人民领袖毛主席万岁和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条目,将原文为“工人阶级是新中国人民革命的领导者,解放区的工人阶级是新中国的主人翁,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更早地实现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的第五条,改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第五条的内容,成为中共公开发起新政协的最初信号,对它的响应也成为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出席新政协并获得参政党资格的起码标志。
初步设计了建国三步曲:政协会议、人民代表大会、民主联合政府。经修改的“五一口号”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讨论通过,4月30日,由陕北广播电台全文播发,5月1日,载于《晋察冀日报》。自此,开国领袖以五一口号这一简洁、独特的节日纪念仪式,郑重发起了决定新中国政治格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产党发起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揭开序幕。
春天发出信息,秋日盼来佳音。因为交通阻隔的关系,直到7月底才得知在香港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早以“五五通电”的形式对“五一口号”做出积极回应。
8月1日,欣然致函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诸先生,并转香港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对他们赞成召开新政协的主张,并热心促其实现,表示极为钦佩。希望能与他们共商召开新政协的时机、地点、召集人、参加人等有关事宜。
翌日,周恩来就布置有关方面,把在国统区和香港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接到解放区来。在香港的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等的周密安排下,从1948年8月至1949年9月的一年时间里约有20批、350多人被平安接至解放区。
宋庆龄是亲笔致函、亲差专使并亲往车站迎候的首席嘉宾。1949年1月19日,、周恩来联名致函宋庆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经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
此电虽经周折传至宋庆龄,但她因身体欠佳和上海的环境暂未成行。5月27日上海解放,又委托陈毅市长前去探望。6月19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最后一天,又函:“庆龄先生: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
中共中央侯补委员、全国妇联副主席邓颖超衔命赴沪。宋庆龄于8月28日莅平,当日下午穿戴整齐,一早赶到车站迎候。和一同前往接站的有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郭沫若等59人。
享受如此隆重迎宾阵容的孙夫人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30年后,她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
9月7日,又在同一车站接来了程潜将军,因为他是家乡的父母官湖南省主席,更因为在看来,“争取程潜、陈明仁及其一派站在我们方面,对于分化台湾、广州、广西、昆明、四川等地的国民党特别是分化台湾及宋希濂等部有极大的政治作用,对于顺利接管湖南及改造程、陈系统则有直接影响。”
没有忘记为中国革命献策献力的海外侨胞。他于1949年1月20日致函第一个响应五一口号的南洋侨领陈嘉庚和先已致书响应新政协的美洲侨领司徒美堂,诚邀他们“莅临解放区参加会议”,两位侨胞硕望,铭感的盛意,欣然赴会。
还关注着祖国边陲的少数民族兄弟。8月18日,他致电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主席阿哈买提江:“你们多年来的奋斗,是中国人民民主运动的一部分……”、“衷心地欢迎你们派出自己的代表来参加见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
令人遗憾的是阿哈买提江一行5人在8月27日赴京途中因
>>>点击查看《旭日》最新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