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竹老头作品 旭日全文阅读简介:旭日最新章节章节目录 第19章 4、刘少奇在天津(第1页/共2页)
旭日 章节目录 第19章 4、刘少奇在天津(第1页/共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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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4月9日，华北局书记薄一波在给主席的书面报告中提到，由于天津解放后，没有及时宣布有关工商业和劳资关系方面的政策法令，资本家普遍有“三怕”：“一怕清算，二怕党只顾工人利益，三怕管不了工人，无法生产。”他们对“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持怀疑态度，表现消极，有的甚至想弃厂外逃。同时，也由于有些工人在对资本家斗争中，向资方提出了过高的要求，这在群众斗争的*中虽然是难免的，但却增加了私营企业面临的困难。据该市1949年2月15日的统计，私营企业开工率不足30%。这种状况如不尽快扭转，就会造成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对夺取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恢复整个经济秩序都极为不利。
对此，主席和少奇同志都极为重视。少奇同志认为，现在的革命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经济也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要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当然这种存在和发展必须限制在有益于国计民生的范围内。为了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这一重大问题，他亲自到天津去考察。
4月初的一天，少奇同志来到华北局机关，对薄一波说：“我来向你报到。”并告诉薄一波，他将去天津巡视工作。
薄一波说：“你是中央领导同志，该上哪就上哪，何必特意来告诉我。”
刘少奇严肃地说：按照组织原则，应该这样做。并嘱咐薄一波，他在天津的活动，由天津市委向华北局报告，再由华北局向中央和主席报告；中央和主席有什么意见，由薄一波向他传达。
此事，表现了刘少奇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刘少奇在天津，发现党的工作重点从农村转入城市后，许多同志对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很不适应，特别是在对待资本家的问题上，戒律甚多，不注意团结民族资本家，更谈不上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发展生产，而只片面强调同他们作“斗争”。
针对这种情况，刘少奇召开了多次座谈会，向各界人士阐述了党的城市工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他批评了干部中存在的“左”的倾向，指出：对民族资产阶级有联合有斗争，但今天重点在于联合而不在斗争；在政治上要联合他们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作斗争，在经济上要联合他们发展生产；只斗争不联合是错误的，只联合不斗争也是错误的。
他向工人讲：在目前条件之下，私人资本主义的剥削有若干发展，对于国民经济是有利的，对于国家是有利的，对于工人也是有利的，失业还不如有业。
在一次同工商业者的座谈会上，刘少奇谈到：与封建剥削相比，资本主义剥削是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是有功劳的。在今天，资本主义剥削是合法的，剥削越多越好。他还鼓励一位把工厂办得不错的资本家多办几家工厂，多安置一些人就业，努力发展生产。
刘少奇在天津的讲话，有些言辞是不妥当的，但其根本用意，是想稳住民族资产阶级，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活跃城乡经济，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秩序，支援解放全中国的伟大事业。
薄一波把刘少奇的讲话向主席作了汇报。主席认为讲得好，只是觉得“剥削越多越好”这句话不大妥当，不一定这么讲。他概括了十六个字，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要薄一波转告刘少奇。刘少奇对主席的这个科学概括极为重视，说：“主席这样提，当然好，讲得很全面，今后就照此阐述”。这就是我们党实行“四面八方”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由来。
刘少奇回京后，批评了东北局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左”的倾向。东北局书记高岗对此极为不满。他不但不接受批评，还把刘少奇的天津讲话抄成“档案”去散布，别有用心地制造流言蜚语，攻击刘少奇。
1953年夏，中央召开全国财经会议，批评薄一波在新税制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高岗借机“批薄射刘”，向党发难（高岗在1954年4月29日写的《我的反省》中承认，他在会上的发言，“除批评薄一波同志外，还有指桑骂槐说少奇同志的意思”）。
在1954年2月揭露高岗反党阴谋活动的七届四中全会上，邓小平针对高岗的流言蜚语指出：“少奇同志的那些讲话是根据党中央的精神来讲的。那些讲话对我们当时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的时候不犯错误是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的。虽然在讲话当中个别词句有毛病，但主要是起了好作用的。当时的情况怎么样呢？那时天下还没有定，半个中国还未解放。我们刚进城，最怕的是‘左’，而当时又确实已经发生了‘左’的倾向。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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