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忠尼启则以及司法人员委员洛莫夫等人不和,他经常向斯大林告黑状。比如他向斯大林说,洛莫夫与李可夫、布哈林关系密切,斯大林写了一个字条问他该怎么办?他马上答复:“立即逮捕洛莫夫这个恶棍”。
早在一九三零年全国上下推行农业集体化、强迫驱逐富农时,莫洛托夫作为一名负有特殊使命并被赋予无限权力的大员,在乌克兰扮演了一个很不光采的角色:他在该地区南方的几个省份,指导国家的谷物收购工作经过他的手染指之后,乌克兰南部民不聊生,饿、殍遍野,死者高达数百万人。
在一九三七年大恐怖时期,莫洛托夫极尽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台使人毛骨悚然的“绞肉机”和“传送带”旁边,他不但没有袖手旁观,反而亦步亦趋,为斯大林和叶若夫助一臂之力。在他和斯大林共同拟就的黑名单上,他不仅在斯大林的御批后附签了自己的名字,而且还经常用十分猥亵的语言对那些被判有罪的无辜受害者进行恶毒的辱骂。许多遭到逮捕的人,之所以身陷囹圄,完全是由于他在背后做了手脚。在他的要求下,许多州的执委会主席锒铛入狱。有好几次,在发落受害者的名单上,他不甘示弱,竟昧着良心批示“立即枪决”!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二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曾批准枪决三千一百六十七人,名单上既不讲犯什么罪,也不讲侦讯结果。实际上名单一经批准,对案件作出的判决就是走过场。诸如此类的血腥统计材料是不胜枚举的。据初步统计,经过他俩之手,共批准了约四百份的逮捕、枪决或流放的名单。
一九四零年莫洛托夫五十岁生日时,被授予了好几个最高级的勋章,接到全国来自四面八方的祝贺,政府还把全国工业中心一一彼尔姆市一一改为名莫洛托夫市。
由于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一向轻视莫洛托夫,一九三九年五月斯大林为了讨好德国,将李维诺夫免职,由莫洛托夫任外交人民委员。他一上任,就在外交部门搞大清洗,许多驻外大使和外交人员就遭到逮捕、镇压或流放。
卫国战争之前,莫洛托夫对希特勒准备入侵的大量情报和事实,竟全然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真可以说是麻木到了极点。
一九四一年五月,斯大林亲自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并任命莫洛托夫为副手。卫国战争爆发后,成立国防委员会,斯大林任最高统帅,他仍担任副手,主要从事外交工作。
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二日,丘吉尔首次访问莫斯科。丘吉尔描绘莫洛托夫是用冰冷的西伯利亚的花岗岩雕刻出来的人。丘吉尔说他住在国家别墅七号的住处是一个占地二十英亩的华丽、宽敞、崭新的乡村别墅,有大片的草地和花园,优雅宜人,地下室有极厚的钢筋水泥板,灯火辉煌,家具时髦,颜色鲜艳,都是高档之物。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德里兰会议上,美国一位外交官对莫洛托夫作了如下的生动描述:“他是个具有杰出才能的人,有着冷酷无情的性格,他和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领导者一样,在革命取得胜利的年代里,经过许多可怕的危险和考验,但他却安然无恙。他是在一个不断出现各种阴谋、个人随时有遭清洗危险的社会里生活过来和发迹的人。他的像个炮弹似的脑壳,他的黑色的小胡子,他的锐敏的眼睛,他的平板的脸盘,他说话圆滑而机敏,举止沉着而冷静,所有这些都是他的性格和才能的恰当表象他总是十分稳重,不透露他的意向,始终保持着客气的、正式的礼节。
他讲话无破绽可寻,绝对不带半点不必要的刺激。他的带有西伯利亚寒气的微笑,他的经过审慎斟酌而且往往说得十分得体的话,再加上他那谦恭有礼的风度,使他成为在这个凶恶的世界上执行苏联对外政策的最完善的代理人或工具,他算得上是斯大林的化身和影子。”
一九四五年二月波茨坦会议之后,斯大林化名为德鲁日科夫,就外交政策上的每一步骤和行动,不断用密码电报向莫洛托夫发出具体指示,他不敢有一点个人的看法,完全按照德鲁日科夫的意图行事。
二战后,国内的每一次镇压行动莫洛托夫仍然积极参与,在答复处理意见时毫不心慈手软。比如一九四八年三月俄罗斯部长会议主席罗季昂诺夫请求他帮助找一个地方安置两千四百名残疾人和年老的特殊侨民(曾服过刑的人),他的答复是:“责成内务部将他们安置在劳改所。”
一九四九年初,斯大林开展了反犹太运动,首当其冲的是莫洛托夫的妻子波利娜,谢苗诺夫娜.热姆丘任娜。她是犹太人,是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的领导成员之一,曾任中委、渔业部长和国家工艺美术品公司经理。由于以色列驻苏大使戈尔达.梅厄与波利娜在工作上常有联系,加之以色列又倒向美国,斯大林想借反犹太运动的机会,既可摧毁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又可借波利娜作为突破口,钓出莫洛托夫这条大鱼,最终实现他的“炮打司令部”一一清除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的目的。但是,当时斯大林正在策划一起骇人听闻的列
宁格勒案件,腾不出手来,暂时就把莫洛托夫等人放在一边,等以后有机会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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