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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之黄埔卧底 第五卷 第四百一十九章(第3页/共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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糟。叶挺对军事的刻苦钻研引起了德国人的敬佩。一位德国军事家还送给他一根特殊手杖以示鼓励,这根手杖可以当作长剑和手枪使用,深得叶挺喜爱。

    一九三一年,国内形势的发展使得叶挺再也不能呆在国外了。当时,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东三省,而蒋介石对日本一味退让,却不断调兵“围剿”红军。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使叶挺十分气愤,恨不得立刻返回祖国参加抗日。他每天翻阅大量报刊,密切注意国内局势。但远居海外,消息毕竟太少,也来得太慢。为此,他离开了德国,来到澳门,结束了海外流亡生涯。

    一九三九年春,抗日战争已进入了相持阶段。四月底,叶挺、邓子恢、赖传珠等从皖南军部出发渡江北上,到达四支队留守处所在地舒城县西蒋冲。叶挺等人一到西蒋冲就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四支队必须向敌后、向皖东发展的指示。会上高敬亭举手表示服从中央的决定。会后五月中旬,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张云逸、赖传珠、邓子恢分别担任指挥、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叶、张、邓等人于五月二十二日东进八团驻地青龙厂。四支队主力除八团已东进敌后外,七、九团继续东进。

    这时,高敬亭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命令正在东进途中的七团、九团停止东进——恰恰祸不单行,七团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福逃跑叛变,投靠国民党桂系顽军。

    叶、张、邓等人在未报请中央同意的情况下一边发动部队展开批判“杨、曹叛逃事件”,一边决定将随后到达青龙厂的高敬亭拘押审讯,在部队中展开批判高敬亭的“反高斗争”。

    六月二十一日致二十三日,在青龙厂附近的一个大树林里连续3天召开有近千名指战员参加的公审高敬亭大会,邓子恢主持大会决定对高处以死刑并报国共两党中央;六月二十四日,江北指挥部根据国民党政府军委会所谓“奉委座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的电报将高敬亭处死,由叶挺带到江北的警卫班执行;高敬亭屈死青龙厂,年仅三十二岁。

    中央发现了新四军在处理高敬亭问题上的失误,对此提出了批评。主要当事人叶挺、张云逸、邓子恢在事后都严肃检讨了自己的责任;叶挺在得知中共中央曾有“对高采取过渡办法”的指示后心情十分沉重和后悔,一再说:“迟了迟了”张、邓二人在一次新四军军部会议上讨论到这一问题时,都主动承担了责任。

    叶挺军长仅依据个别人的诬告,就以“违令”罪名将高敬亭拘捕。事后瞒过新四军实际领导人项英和延安的我党中央,直接向蒋介石请求处死高敬亭。蒋介石可能一生中再也没有象这次这样痛快地答应了:“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决刑照准。”事后,新四军领导人项英私下强烈地谴责了叶挺的行为,但为了大局,无论是新四军内部还是我党中央,都默认了叶军长杀害**功臣、**英雄的无法原谅的过失。可是这个事件却使新四军的正副军长之间形成了永远也无法磨灭的裂痕。

    高敬亭的错杀与叶挺等人积极执行极“左”的“肃反”政策是分不开的;但是高敬亭在鄂豫皖根据地恰恰也是一个积极执行“肃反”政策的领导人,他的肃反,使他养成了“一言堂”的习惯,使鄂豫皖根据地造成很大的损失,由于他的个性也直接致使他成为了下一个肃反的对象。

    抗日战争期间,新四军军长叶挺和副军长(实为政治委员)项英之间,出现了严重的矛盾,虽经党中央以及毛主席、周恩来等人的多次调解,仍然没有完全解决。后来皖南事变悲剧的酿成,与新四军最高领导层的失和不无关系。

    新四军的前身是项英、陈毅领导的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作为中共六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项英成为新成立的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军委新四军军分会书记,同时兼任新四军唯一的副军长。在实行党委负责制的新四军军中,项英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权威。而作为国共两党商定的新四军军长人选、非党军事干部叶挺,在新四军里的地位则有些尴尬,无法参与党委的决策,他作出的决定没有大权独揽的项英的点头是无效的。这样,叶挺、项英二人的矛盾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叶挺、项英二人在新四军创建初期的合作还是很愉快的。他们在新四军的改编、组建、集整训等工作中,有过密切的配合。这一时期,他们的分工很明确,叶挺主要管外,跟国民党打交道,争取港澳和海外侨胞的支持,军内工作则侧重军事训练、作战指挥。项英主要管内,与党中央、东南分局的直接上级长江局打交道,军内主要抓干部配备、党的建设等。

    叶挺、项英的分歧,是从怎样执行党中央有关迅速挺进敌后,独立自主发展游击战争这个决策开始的。叶挺认为这一决策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非常正确,应该及早执行,但项英对此犹豫不决。令叶挺最难以接受的是,对这类与军事作战密切相关的问题,项英在与中央磋商的过程中,根本不征求他这个军事首长的意见,也不向他通报中央的有关指示,好像这是什么“党内机密”,对他这个“党外人士”和“统战对象”需要保密。叶挺的处境是困难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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