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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之黄埔卧底 第五卷 第四百一十九章(第4页/共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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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陈毅在《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三年华中工作总结报告》中说的一句十分尖锐且贴切的话:“项英对叶挺军长不尊重,不信任,不让其独任军部的工作,一直到包办战场指挥,强不知以为知。”项英不仅在军事上不尊重叶挺,在日常工作和生活方式上,对叶挺也颇多微词。叶挺到部队视察时,喜欢以马代步,带的副官、参谋、卫士等随行人员也比较多,前呼后拥一大帮。项英到部队去则习惯于轻车简从,所以他认为叶挺是摆官架子,旧军人作风,不符合红军官兵一致的作风。叶挺仪表堂堂,穿着整洁,平时不是穿黄呢将军服,就是穿皮夹克、西装等便衣,很少穿新四军的深灰色制式军装。项英则剃光头,无论冬夏,新四军制式军装不下身,隆冬时节也只是穿一件旧棉大衣。叶挺单独吃小灶,还从广东带来一个厨师。他的交际活动较多,常叫他的厨师做些广东客家名菜,邀请军部领导同志、来访的国内外人士、国民党三战区驻新四军的联络参谋,以及随他来新四军工作的老朋友一起聚餐。项英也被邀去吃过一两次,但后来感到“不妥”,就再也没去过。项英对此颇有微词,认为这不是无产阶级的生活作风。

    叶挺是一个自尊心极强、性格极倔强的人。广州起义失败后他不服从中央李立三和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的压制,愤然脱党出走,就是这种性格的典型反映。叶挺的这一瑕疵,在他出任新四军军长前夕,几乎淹没了他过去的光荣和贡献。项英一看到叶挺,就用有色眼镜看他:“他对党对**还能忠诚吗?”“他能接受党的领导吗?”这些想法,中共中央领导人开始也有过,项英也知道毛主席、党中央开始对叶挺并不信任,可是经过面谈和一段时间的观察,中共中央对叶挺已经完全信任。可项英的思想一直没有转过弯来,一直把叶挺作为统战对象来看待。所以在新四军中出现了军长的命令,需要副军长批准的怪现象。

    毛主席曾多次致电项英,提醒他“对新四军的政治领导不能改变,但应尊重叶挺的地位和作用”,“军事指挥交由叶挺来办”,“在新四军中进行教育,以确定对叶挺的正确态度”,“请始终保持与叶挺同志的良好关系”。

    而与叶挺将军同机失事的还有几位非常重要的领导,尤其是博古和王若飞。

    王若飞。一八九六年出生于贵州省安顺县。青年时代曾参加过辛亥**和讨袁运动。一九一九年十月赴法国勤工俭学。一九二二年六月,同赵世炎、周恩来等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曾任中央执委会委员,积极从事马列主义的宣传。同年秋,同赵世炎、陈延年等一起,由阮爱国(即胡志明)介绍加入法国共产党。一九二三年赴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四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一九二五年三月回国,先后任中共北方区委巡视员、中共豫陕区委书记,领导了河南党的建设和工农运动。一九二六年调上海任中共中央秘书部主任(即秘书长),参与处理中央日常工作,并参与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组织领导工作。

    大**失败后,他先后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农民部部长和宣传部部长,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一九二八年六月,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后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中国农民协会驻农民国际代表,并入列宁学院学习。一九三一年回国,任中共西北特委特派员,参与领导西北地区包括陕、甘、宁、晋、绥、新等地农民斗争,开展土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包头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在近六年的铁窗生活中,他始终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

    一九三七年五月全国抗战爆发前夕,他被党组织营救出狱。同年八月到达延安,先后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一九三八年起任中共中央华中工作委员会、华北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兼任八路军副参谋长。一九四零年起历任中央秘书长、中央党务委员会主任等职。期间,他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许多政治、军事文章,参与研讨和制定了许多关于抗日根据地建设的政策、指示,对推动抗日根据地各项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抗战胜利前后,他曾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之一,多次参加同国民党的谈判。一九四四年五月,他作为林伯渠的助手赴西安、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他还协助董必武主持中共南方局的工作十一月起任中共南方局工委书记,负责主持南方局日常工作,广泛团结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共同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

    一九四五年六月,他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八月,抗战胜利后,他作为中共代表,随同毛主席、周恩来赴重庆,参加国共两党和平谈判。重庆谈判期间,他日夜操劳、呕心沥血,协助周恩来工作。一九四六年一月,他代表中共方面出席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业协会议。在会上,他按照党中央要求,既坚持原则,又掌握灵活的斗争策略,在改组政府和国民大会等重大问题上,团结各民主党派,同国民党的**政策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而博古,更是作为我们之前的最高领导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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