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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鹿鼎记 章节目录 【1004 韦宝见聪古伦】(第2页/共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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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韦宝的权势会更甚,陛下也会更加信任韦宝,叔父不可不防。”魏良卿道。

    “你说的这些,不都是废话吗?咱家难道不知道?”魏忠贤皱了皱眉头,不耐烦道。

    魏良卿吓得不敢再多说。

    魏忠贤的外甥傅应星道:“舅父也不必着急,不如顺其自然吧,反正陛下已经准了韦宝的提议,现在木已成舟。韦宝的提议也不是万无一失的,他一面开始开放通商口岸搞海贸,一面向各地摊派赋税分散各地的注意力。这一点,对沿海以外的州府有效,沿海省份的大户们一定不会答应的,他们受到的影响最大,而且是双重影响,一定会闹起来。舅父想想大明有多少沿海省份,有多少州府,多少大户,咱们若是稍微煽风点火,一定闹出大乱子。到时候,陛下就知道,大明的朝局,离开了舅父,一点都玩不转。”

    魏忠贤闻言,心情稍微好了一点,对外甥赞许的点了点头,“你说的不错,的确不必太着急,这事不容易办!”

    韦宝的银子早就准备好了,交钱不是问题。

    按道理,这是皇帝亲自定下来的事情,又是他自己提议的事情,但韦宝心里其实是没底的。

    交钱很容易,关键是钱交出去,能不能起到好的效果。

    韦宝一方面被推行海贸的事情牵扯了大部分精力,一方面又想见一见聪古伦格格,对聪古伦格格比较担心,遂吩咐林文彪想办法把聪古伦弄进京城。

    韦宝已经贵为爵爷,一举一动受到关注,把聪古伦弄到京城来,有一定的危险性,但是韦宝相信天地会统计署能办好。

    韦宝在皇帝亲自发了圣旨,让各地摊派军饷的当日,交了六百万两纹银给内帑。

    这件事情,韦宝交六百万两纹银的事情,再次引爆了阉党和东林党的党争。

    晚明党争之烈和宋末新旧党争是不相伯仲的,所谓“言愈长,争愈甚,官邪愈多,民害愈深,封疆愈危”。

    历史悲剧,再度轮回。颇堪玩味的是,晚明党争的主场,并非在“朝”,而在“野”。

    也就是说,明代党争的一大特征,在于政争各方,利用民间舆论或主导群众运动,开始占据从言论到行动上的主动态。

    从万历朝开始,大量职官空缺,三代皇帝的的“罢工”导致政府高度“不作为”。

    以万历三十年,1602年为例,南、北两京共缺尚书3名、侍郎10名;各地缺巡抚3名,布政使、按察使等官66名,缺知府25名。

    这是一个怎样的比例呢?按照正常编制,两京六部应有尚书12名,侍郎24名,这时总共缺了近三分之一。

    “缺官”的朝廷,万马齐喑,而意见领袖,潜伏民间。

    这主要源于,晚明士人阶层的崛起,历史性地开创了“草野议政”的政党雏形。

    而市民阶层的兴起,为士人阶层参政议政提供了助力,也直接开启了晚明昙花一现的群众性政治运动。

    这两股力量的滋生、纠缠和结合,是晚明除了流民、建夷、阉党之外,一处需要被高亮的标签。

    解释这个判断之前,必须先厘清三个概念:官绅、士人和市民。

    “士人”与“官绅”是明代读书人的两面。

    一般而言,绅是指现任或离职的官僚,士则是举人、监生、生员等拥有科举功名而有待入仕者。

    而“市民”的出现,则相对复杂一些。

    朱元璋的祖制限制了明朝的变革明朝建立,来源于一个无所依傍的独立武装力量,从未凭借于任何一个阶层或集团。

    朱元璋作为这个集团的首领,拥有至高无上和毋庸置疑的权力和权威。

    这使得他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设想,为子孙后代创制一套迥异前人的自家特色制度,为此杀再多的人、作再多的恶也不在话下。

    明朝制度为中国政治制度史之一大转捩点,这是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

    朱元璋建立明朝,在制度上很是搞了一番革新升级。

    所以说朱元璋在政治上,的确是历史上非常厉害的帝王。

    在韦宝看来,能够排入前三。

    明制的独特之处有废除丞相制度,大幅调整官制,君主集权和中央集权均空前加剧。

    创设严格的社会管制,建立仿古卫所制,对江南课以重税,限制海上贸易,使明初社会呈现一派“古朴”面貌。

    于思想文化领域增强控制,以刑杀法律立国,右武轻文,使肃杀、恐怖气氛弥漫明初。

    无可否认的,这三大独特之处颇能囊括明初洪武创制的精要,其余枝末之处也无妨是说由它们派生而来。

    明初发生了政治制度、社会经济、思想文化上的巨大变革。

    朱元璋政权所继承的蒙古“草原民族”政权性格,并指出明制中的许多鲜明特质,如臣僚奴化、皇权独尊、皇族分封和隐微之处,宫妃殉葬、谥法粗疏,均由金元而来。

    明制部分来源于秦汉唐宋以降的汉族政治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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