蒜是老太太拎回来的。
一篮子新蒜,带泥,梗子还是青的。老太太把篮子往天井里一放,搬了两张小板凳,一张自家坐,一张拿脚勾过来,朝曼丽点一点下巴。
“坐。剥。”
曼丽坐下来剥。天井里的青石板早上还凉,太阳一过墙头就烫了。两盆葱在墙根,是她前几日种的,叶子刚立起来。
老太太剥蒜不用刀。拇指指甲一掐,外头那层皮就下来,掐到第三层停手,留一层。曼丽跟着掐,掐到底,露出白生生的蒜瓣。
“多了。”老太太说,“留一层。剥光了,糖进不去,醋也进不去,蒜是蒜,水是水。”
“留一层做啥?”
“留一层挡着,慢慢进。”老太太把她剥光的那一头丢进另一个盆,“这一头不算,晚上炒菜。”
曼丽重新掐。掐了三头,手上一股蒜辣气,往眼睛上一擦,眼泪就下来了。老太太看了一眼,没笑,把自家剥的一头递过去。“看。”
那一头蒜圆圆的,一层薄皮裹着,紫里透白。
“端午前后的蒜,皮嫩,腌下去两个月,透。”老太太说,“过了这几日,皮老了,就腌不进了。多大事啊,一年就这几天。”
曼丽把那一头蒜捧在手里看了半天,又搁回篮子里。“重庆没有这一样。重庆腌的是萝卜,辣椒,盐水泡的。”
“南京也泡。”老太太说,“泡是泡,腌是腌。”
坛子在堂屋门口,粗陶的,一尺高。老太太先倒糖,再倒醋,醋是河沿酱园打的,一斤半。她拿筷子搅了一搅,把蒜一头一头码进去,码得平。曼丽在旁边看,看她码到第三层,伸手也码了一头。
老太太没拦她。
蒜剥完了还有一半,醋不够。老太太拎起醋瓶,曼丽跟着去河沿。
出巷口往西,过一座桥,就是河。河不宽,水是绿的,绿里带黑,河房的木柱子一根一根插在水里,柱子底下堆着菜叶。对岸有人在河里淘米,再远一点是文德桥,桥上有人挑担子过。
酱园在桥头。柜台上一排缸,缸口盖着木盖。伙计拿提子往下打醋,打了三提,往瓶里倒。老太太眼睛盯着提子,没讲话。伙计倒完,她把瓶子举起来对着光看。
“一斤半,你这一瓶,一斤三两。”
伙计说满的。
“满的是瓶口,不是提子。”老太太把瓶子搁回柜台,“你那提子底下垫了什么,拿出来我看看。”
伙计不动。老太太也不动。柜台后头的掌柜从账本上抬起头,看了一眼,往伙计那边一挥手。伙计把提子里头一块木片抠出来,又打了半提。
老太太拎起瓶子,走了两步,回头讲了一句:“犯嫌。”
曼丽在旁边听着。出了酱园,她问:“犯嫌是骂人?”
“骂人。”老太太说,“不重。你要骂重的,我不教。”
“为啥不教?”
“重的骂出去,人家还嘴,你听不懂,吃亏。”老太太把瓶子换一只手拎,“先学轻的。轻的骂出去,人家晓得你是本地人,就不欺你。”
曼丽跟在后头,嘴里试了一遍。“犯嫌。”
“调不对。”老太太说,“你那是上海调。”
“那你再讲一遍。”
“犯嫌。”
曼丽又讲一遍,尾音压下去了,前头还是往上翘。老太太听了,摇摇头,没再改。
“七成像。”她说,“七成够用了。”
下午是郑太太家。
郑太太的房子在城南另一头,两进,中间一口井。井台上摆着一盆水,水里镇着一只西瓜。堂屋里三桌牌,桌子挨着桌子,风从前门进来,从后门出去,中间那一桌吃不到风,坐的是本部几位太太。
曼丽在第三桌,靠后门。这是郑太太排的,她进门时郑太太拿扇子往后头一指,讲那一桌风大。风大的那一桌,离主桌也远,主桌上讲什么,听得见,插不上。
这一桌四个人,郑太太不在这一桌,她坐主桌。方太太在第二桌,嗓子隔着一桌传过来,还是那一句“我们科长”。第三桌是钟太太领头。钟太太话多,出一张牌讲一句,讲的都是听说。
“听说旁听券紧得很。听说一张券在外头炒到几万法币。听说本部一个科才分到两张。”
“两张分给谁?”对面的太太问。
“听说是科长一张,太太一张。”钟太太打出一张七万,“老钟那个科小,一张都轮不到。”
曼丽摸了一张牌,看了一眼,打出去。是一张她要的牌。她打了。
“陆太太不要这张?”
“不要。”
牌打到第四圈,她输了小半,赢了一把,又输回去。太太们的话在头顶上过,过一句,她记一句。券在本部手里,两张一个科;开庭在六月半,法院门口要凭券进;有人家太太为了一张券,把男人骂了三天。
“听说被告席上那位,当年在上海是副区长。”钟太太压低嗓子,“听说旁听的都是上
>>>点击查看《谍战代号灯芯》最新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