签呈是早上写的。
研判股的屋子在洪公祠二进东厢,三张桌子,一张空着。空着的那张是股长的,股长没到任,桌上一层灰,灰上压着他昨夜送上去又退回来的簿子。老虎桥核证词的簿子。退回来的意思只有一个:再写一份,写成能签字的。
他把簿子翻到末页,铺一张签呈纸。
抬头:为拟准七十六号旧人高丽生列为污点证人事。
正文他写得慢。慢不是想,是誊。隔栅那一头讲过的话,他一句一句记着;记着的东西要挑,挑出来的东西要变成公文的字。公文的字只认三样:卷、宗、页。
一,该犯供璩宏达民国三十一年在沪西滥捕十七案,与沪字结案卷第三十一至四十七宗相合。二,该犯供蓟连奎二十九年冬押解途中戕害四人,与沪字经费册二十九年十二月“处置费”一栏相合。三,该犯所供,凡有卷可证者准录,无卷可证者不录,不计折罪。四,本局出具证明,该犯供词以本局旧档核校为准。
第三条他写完看了一遍。看的不是字,是这一条底下压着的东西。
高丽生记性好。好到什么地步,他比谁都清楚。七年前弄堂口那两条三炮台,那人捏了三息才收;五年前书店里四只粢饭糕,那人隔着铁栅还讲得出是油纸包的。这样的记性进了法庭,讲什么都像真的。第三条的意思是:像真的不算,纸上有的才算。纸在洪公祠。洪公祠的纸,过他的手。
第四条是写给席之桓看的。
五月底的南京,早上已经热了。东厢的窗开着,院里那棵老槐把光筛下来,筛在纸上一片一片。他誊完,吹了吹墨,等干。等的时候把昨夜那份簿子又翻了一遍。簿子上记的是隔栅里的话,一句不落。落到签呈上的,只剩四条。旁的那些,纸上没有,就当没讲过。
席之桓的屋子在头进正房,门开着。他进去的时候,席之桓在看另一份东西,看完才抬头。
签呈递过去。席之桓看得不快,一行一行。看到第三条,手指在纸上停了一下。
“无卷不录。”
“是。”
“他记得的,比卷多。”席之桓说。这不是问。
“多的那些,法院不认。”陆行舟说,“法院认纸。”
“法院认纸。”席之桓把这四个字重了一遍,像在重庆重“文案的事”那一回。他把签呈搁下,没签。“璩宏达一案是首都高等法院的,蓟连奎也是。本局出证明,证明的是纸。纸对不上,是本局的脸。”
“所以要核。核一桩,录一桩。”
“谁核?”
“研判股。”
席之桓看了他一眼。那一眼不长。“股长没到。”
“副股长核。”
席之桓提笔。笔停在批语的位置,又抬起来。“有用,就活。”他说,“这句话,你写不写?”
“不写。他自家晓得。”
笔落下去。批的是“如拟”,底下一个签字。签完,席之桓把签呈推回来,讲了半句:“他供的每一桩——”
后半句没有。陆行舟接住了:“先过研判股。”
“过你。”席之桓说。
他退出去。走廊那头是改组委员的屋子,门也开着,里头的人抬头看了他一眼,没点头。他也没点头。两边的人在一条走廊里走了半个月,一直是这样。签呈夹在腋下,纸很薄,一张纸,一个人的命。
高丽生这张嘴,是他从隔栅里领出来的。领出来做证人,是他签呈上写的。这张嘴往后每讲一句,先到他桌上过一遍。
下午去老虎桥。
监狱在城北,墙高,门小。路上走了小半个钟头,城北的街比城南宽,也比城南空,两边墙上去年刷的标语叫雨冲得只剩一半。门房验了公文,登了名,放他进去。上回来是核证词,这回是送话。探视间隔一道铁栅,栅这边一张桌,栅那边一条凳。看守把人带进来,铁镣在地上拖。
高丽生瘦了一圈,囚衣宽,肩头空着。金牙还在,一张嘴先亮那一颗。
“陆先生。”他坐下,凳子响了一声,“又来了。”
“签呈批了。”陆行舟说,“璩宏达、蓟连奎两案,你做证人。”
高丽生的头点下去,点了三下,像捣蒜。点完抬起来,眼睛里那点油还在。
“折罪?”
“每供一桩,有卷可证的,记一桩。”陆行舟把话讲得很平,“无卷的,不记,不折。”
“有卷的。”高丽生把这三个字咬了一遍,“陆先生,卷在洪公祠?”
“在。”
“卷里有的,我都记得。”他笑了,“卷里没有的,我也记得。”
“卷里没有的,法院不认。”陆行舟说,“你讲一句,法官问一句有据否,你答不上,就是攀咬。攀咬的证人,一句折不了罪。”
高丽生不笑了。他把两只手搁在膝盖上,镣子跟着响。隔了一会,他讲:“那一桩呢?”
“哪一桩?”
“民国三十年那一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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