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早下门板,小邓抱着一摞报纸进来,鼻尖冻得通红。
“陆先生,今朝报纸又涨铜钿了。”他把报纸搁上柜台,拢着袖子呵手,“报贩讲,白报纸要统制,往后一日一个价。还讲,号外的纸头都要省着用——省下来,等大事体。”
“啥个大事体?”
“报贩勿讲。”小邓挠挠头,“他自家也勿晓得,就晓得要省纸。”
满街都在看南边。风声一日三变:清早讲要征夫去码头做工,管两顿饭;晌午改口,讲虹口的日本侨眷要分批坐船走;傍黑又翻过来,讲勿是走,是先送妇孺,男人留下。三样讲法在弄堂里各有各的主顾,吵起来各执一词,到夜里又都换了新的。
烟纸店门口,边阿荣把一块小黑板挂出来,火柴、火油、肥皂三样时价,一日要擦三回。他隔着街喊:“陆老板!报上讲交涉到最后关头了——依侬看,啥人先动手?”
“做生意的勿猜这个。”陆行舟掸着书架上的灰,“猜着了也勿会发侬财。”
“话勿是这样讲。”边阿荣把粉笔头别到耳朵上,“猜着了,我好先进十件火柴。”
阮金凤拎着菜篮从鱼摊回来,立在店门口讲新闻:北四川路上,日本太太把家什摆到弄堂口贱卖,藤箱、缝纫机、腌菜坛子,一色的甩货价;买主刚讲拢价钱,宪兵过来一句话,摊子收了。“人是让走的,”她压着嗓子,“东西勿许卖——依讲这算啥个章程?走又勿像走,留又勿像留。”
曼丽在里头接口:“算啥?算他们自家心里也没底!”
上半日店里来了三拨客人。头一拨买字帖,第二拨来问有没有南洋的舆图,讲儿子在船行做事,想晓得婆罗洲离上海几远。陆行舟从架子底层抽出一册旧的地理图说,客人翻到南边那几页,手指头在海上量来量去,量了半日,买下了。第三拨啥也没买,立在报架前把一版看完,咂咂嘴走了。
晌午边,闵祖荫拄着拐过来,怀里揣着两包纸包的南货。“陆老板,听讲依今朝要去虹口?”他把纸包往柜台上推,“麻烦依带给洋医生。上趟我家小孙子那桩事体,一直没谢成——桂圆、金枣,勿值铜钿,是个心。”
“他要勿收呢?”
“勿收依就摆下就跑。”闵祖荫把拐笃笃地点,“这一招,还是曼丽教我的。”
晌午后,陆行舟挟了一部德文旧医书出门,纸包搁在书上头。疏影守店,接过他手上的鸡毛掸子,只点了一下头。
书是十月里就应下的——韦医生托他寻一部旧的外科手册,寻着了,照例送去虹口。烟摊对面的桩子起身,隔着半条马路缀上来。这条线走了大半年,各家的档子上都记着现成的一笔:书商送货,盟邦侨民。他走得不快不慢,让人好跟。
静安寺路口,倍克洋行的橱窗换了摆设。
贴了半年的那面剪贴撤了。入夏以来,东边每下一城,洋行伙计就把捷报剪下来贴在玻璃里侧,红蓝铅笔画着箭头,围观的人隔着玻璃指指点点,热闹过好一阵。如今玻璃刮得干干净净,浆糊印子还留着一圈一圈的白。橱窗里改摆洋酒,彩纸包的饼干听,一株小松树缀着棉花,做出雪的样子。
伙计蹲在橱窗里头挂彩球,背对着街。
陆行舟在玻璃前立了三息,看的不是彩球,是那几圈浆糊印。撤下来的东西,比贴上去的东西讲的话多。
虹口的诊所还是老样子。候诊长凳上坐着两个苦力、一个烫了手的小学徒,炉子上坐一壶水,嘶嘶地响。立冬后头一场霜是今朝清早落的,瓦楞上白了一层,日头出来也没化透。拉车的把车靠在门口墙根,进来看冻裂的手,老人给他抹了药膏,又拿旧布条一圈一圈缠好,缠得比绷带铺子还齐整。
轮到陆行舟,先递纸包。他把闵祖荫的话原样学了一遍。老人拆开一角,看见桂圆,愣了愣,把纸包重新包好,摆上窗台,摆得端端正正,同那两只干萝卜排成一列。
“告诉那位老先生,”他想了半日的中国话,“小孩子,好,就是最好的谢。”
韦医生验书如验伤。老花镜推上额头,一页一页翻过去,指腹在铜版图上按了按,合上书,郑重道了一声谢——德语的,短短一个音。他要取钱,陆行舟摆手:诊金折在书价里,两讫。
闲话两句,陆行舟顺口问起,领馆那位痛风的老病人近来可还来。老人摇摇头:“一个月,没来。”他把老花镜取下来,揩了揩,“电话里讲,走勿开。馆里的人,日夜都在做事——做啥事,他勿讲,我也勿问。”
窗台上原先那两只萝卜还在,干瘪了,没人舍得丢。萝卜边上多了一只小相框,立着,却是背面朝外,相片翻在里头,对着墙。
夏天里,这张相片还压在听诊器盒底。
老人顺着他的眼光望过去,没讲啥。半晌,拿德语低低讲了一句。陆行舟的德语只够听半句——东边,冷。
他没接话。这一行做久了,晓得有的话勿好接。
出门时老人送到门口,望了望天色。“霜下来了。”这回是生硬的中国话,一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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