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是从北四川路那头进城的。
那天早上,弄堂里静得反常。菜场没开,卖大饼油条的摊子也不见了。有消息灵通的说,昨夜军部下了令,各铺户一律闭门,沿街不许张望——他们要办一场入城式。
陆行舟没去看。他躲在亭子间的窗后头,隔着一条街的屋脊,也躲不开那声音。
先是马蹄。一队一队的骑兵,铁掌敲在马路上,脆生生的,一下一下,敲得人心口发闷。接着是军靴,成千上万只,齐刷刷地砸下来,像有人在天上擂一面大鼓,闷雷似的,从北往南,一寸一寸碾过来。
有膏药旗。一杆一杆,插在车头上,插在刺刀尖上,红的白的,招摇过市。
外白渡桥那头,据说排了一整天。
桥是铁的,日本人的坦克压上去,桥面发出一种他从没听过的呻吟。前几个月,这座桥上还挤满了往租界里逃的难民,挤得桥栏杆都要挤断,苏州河里泡着不知多少落水的人。如今桥上空空荡荡,只剩铁流一样的军队,一队接一队,往南岸开。
租界那边,几个洋巡捕站在铁栅栏后头看着,没动。他们的国旗还挂着,他们的地界还没轮到。
陆行舟把窗帘拉严了一指。
他这辈子见过很多场面。可这一场,他宁可没见过。一座活了几百年的城,就在这一天,改了主人。街还是那条街,河还是那条河,天上还飘着同样的云,可脚底下这片地,从今天起,不姓中国了。
他没哭。他知道自己不能哭。会哭的人,早哭死在这条路上了。他只是把那口枸杞茶缸端起来,喝了一口,茶是凉的,苦得发涩。
留守组的头一回碰头,定在三天后,虹口一间不起眼的绸缎庄后堂。
七个人,来得七零八落,前后错开小半个钟头,谁也不跟谁打招呼。陆行舟到得不早不晚,掀帘进去,屋里已经坐了四个。
雷震虎坐在正中,穿一件半旧的灰布长衫,脱了军装,也脱不掉那身煞气。他没抬眼,只从鼻子里哼了一声,算是招呼。
人到齐了,门一关,帘一放。雷震虎才慢慢站起来。
上头的意思,你们都知道了。他嗓门压得低,可字字砸得实,大部队西撤了,留下咱们这几个,扎在这鬼子窝里,接着干。
他扫了一圈,目光跟刀似的,在每个人脸上刮过去。
从今天起,没有军统了,没有官衔了,没有薪水册子了。你们都是死人——户口本上勾了名的死人。他顿了顿,死人有死人的规矩。第一条,谁也不许单独跟外头联络;第二条,横竖之间,只对我一个人;第三条——
他盯住众人,一字一顿。
这回,我盯得住每一个人。
分工是当场派的。
有人管交通,有人管钱路,有人盯码头。轮到陆行舟,雷震虎那双眼睛,在他脸上停得格外久。
老陆,电台跟账目,归你。
屋里几个人的目光,一下子都落到他身上。电台是留守组的命根子,跟重庆通气全靠它;账目管着这一摊子人的嚼裹和活动经费。这两样,是最要紧的位置,也是最先掉脑袋的位置——出了岔子,头一个查的就是管台管账的人。
陆行舟愣了愣,脸上那点血色像是褪了一褪。他搓着手,声音都有点发飘:震……震虎哥,这……电台我不会摆弄啊,我就一记账的……
账你会记就行,收发有人教你。雷震虎盯着他,怎么,怕了?
不是怕,陆行舟咽了口唾沫,我这胆子您又不是不知道,听见炮响腿都软。这么要紧的东西搁我手里,我怕误事……
雷震虎冷笑了一声。
误事?雷震虎踱到他跟前,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你误得了什么事?
这话难听,可陆行舟听着,心里那根弦反倒松了半分。
他要的就是这句。
雷震虎当着众人的面,开始过筛子。这是这条老狐狸的老手艺——立威先立疑,把每个人的底细当着大伙儿的面翻一遍,翻得你无处躲,翻得旁人也替你捏汗,往后谁想动歪心思,先想想今天这一遭。
管交通的那个,被他问了三代亲眷、租界里几门相好。盯码头的那个,被他揪着两年前经手的一笔烂账,问得满头是汗。轮到陆行舟,他背着手,绕着他转了半圈。
陆行舟,他慢悠悠地念这名字,译电科的书记员。宁波人,站长的小同乡。上班打瞌睡,办案躲后头,领赏跑最快。全站都说,你是最没用的一个。
震虎哥抬举。陆行舟缩着脖子,赔笑。
我抬举你?雷震虎嗤了一声,我是在琢磨,上头怎么把你这么个货,留下了。
这才是要命的一问。
陆行舟心里跟明镜似的——雷震虎疑他,不是一天两天了。当年那桩错格案,这人就咬着他不放;茶缸他都盯过。如今大权在握,头一天就要拿他开刀,无非是想在众人面前,把这条最可疑的鱼,摁在案板上再刮一遍。
刮吧。越刮,越干净。
他把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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