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一九八八年十月五日,运输公司支付‘车辆维修费’五千元。但看后面的单据,修理厂的收据是三千元,发票是五千元。”
“两千元的差额去哪了?”
“不知道。”乌娜吉说,“经办人是王调度——就是被带走的那个人。我查了他的记录,那段时间他老婆住院,花了不少钱。”
“你是说,他可能虚报费用,贪污了?”
“有可能。”乌娜吉点头,“还有几笔类似的,总共有一万多元。但这些是小问题,检查组说咱们偷税漏税几十万,对不上。”
“继续查。”
金成哲那边也有发现。他在整理运输单据时,发现了几张假的报关单——货物名称、数量、价格都是伪造的。经办人也是王调度。
“队长,这些单子我从来没见过。”金成哲很肯定,“我是运输公司总经理,所有报关单都要我签字。这些单子上没我的签字,是伪造的。”
“谁伪造的?”
“王调度是经办人,但他没这个胆子,也没这个技术。肯定是有人指使,有人帮忙。”
线索指向了王调度。但王调度被带走了,联系不上。
格帕欠那边相对简单。合作社的养殖和狩猎手续齐全,记录完整。那些所谓的“野生保护动物交易”,都是养殖动物的合法销售。他整理了所有证据,准备提交。
二愣子那边的麻烦大些。夜总会的那笔“不明支出”,是一张十万元的转账记录,收款方是一个空壳公司。二愣子查了又查,确定这笔钱不是夜总会转出的。
“我们的账户里确实少了十万,但转账记录是伪造的。”二愣子说,“银行的底单和我们这里的记录对不上。”
“银行那边能证明吗?”
“能,但需要时间。”
就在大家忙得焦头烂额时,郭春海那边有了重大突破。
他通过李干事——就是当年在县城帮过他们的那个年轻干部,现在已经是省纪委的处长了——查到了王副局长的底细。
“这个王副局长,问题很大。”李干事在电话里说,“他管商业这块五年,经手的所有项目,都有猫腻。收受贿赂,插手工程,包庇走私。省纪委早就盯上他了,但一直没抓到证据。”
“这次他为什么针对我们?”
“两个原因。”李干事分析,“第一,你们合作社做大了,但没给他‘上供’,他怀恨在心。第二,有人给了他好处,让他出面整你们。”
“谁给的好处?”
“还在查。但可以肯定,是你们的竞争对手,或者仇家。”
郭春海心里有数了。他让李干事继续查,自己则开始走访。
他先去找了已经倒闭的“金凤凰”夜总会的钱老板。钱老板开始不肯说,但郭春海告诉他:“你现在说了,是立功表现,将来可能从轻处理。你不说,等查出来,你就是同谋。”
钱老板害怕了,说了实话:“是‘夜上海’的刘老板牵的头。他联合了我们几家倒闭的夜总会老板,凑了二十万,送给王副局长。条件是搞垮你们的夜总会,把市场还给我们。”
郭春海又去找了运输行业的几个竞争对手。有的不承认,有的说了实话:他们凑了三十万,通过王副局长的一个亲戚送给他,想让运输公司垮掉。
养殖和狩猎方面的竞争对手少,但也不是没有。几个被合作社挤垮的皮货商,也凑了十万,加入了这场阴谋。
所有这些钱,加起来六十多万,都进了王副局长的腰包。他收了钱,就要办事。于是动用关系,组织了联合检查组,伪造了证据,抓了人,要置合作社于死地。
真相大白了。但光有真相还不够,要有证据。
郭春海找到了王副局长的那个亲戚——一个开建材店的小老板。小老板开始嘴硬,但郭春海告诉他:“王副局长已经自身难保了,你还替他扛?扛得住吗?”
小老板动摇了。郭春海趁热打铁:“你现在把证据交出来,算自首,可以从轻。等纪委查出来,你就是行贿,要坐牢的。”
最终,小老板交出了一个笔记本,上面详细记录了每一笔行贿的时间、金额、经手人。还有几盘录音带,是他和王副局长谈话时偷偷录的。
铁证如山。
郭春海把证据交给了李干事。李干事很震惊:“这么多?这够判他十年了。”
“不止他一个人。”郭春海说,“还有那些行贿的人,也要追究。”
“你放心,一个都跑不了。”
省纪委行动很快。拿到证据的第二天,就控制了王副局长。同时,公安局释放了被带走的三个人——李技术员、王调度、张经理。
三人回来后,说出了实情。
王调度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队长,我对不起你。我老婆住院,需要钱,我一时糊涂,虚报了费用。后来他们找到我,说只要我帮忙做假账,就给我五万块钱。我……我就答应了。”
李技术员和张经理的情况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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