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小镜是在太平间躺了将近一天之后醒来的。老周盯着监控屏幕的时候,那个抽屉又动了。他这次没有慌,拿起电话拨了方处长的号码,说“她醒了”。方处长来得很快,比急救车还快。
他到的时候林小镜正坐在太平间的长椅上,身上裹着一条毯子,是老周从值班室找出来的。她的白头发乱糟糟的,脸上还有干涸的血迹——不是新的,是上一次的,在上一次暗杀中流的血。她赤着脚,脚趾冻得发白。方处长站在她面前,从上往下看着她,她没有抬头,只是盯着对面的墙壁。
急救车到了之后林小镜被送回医院。还是那间病房,还是那张床。苏婉清和林建国又连夜从江城赶了过来,一路上苏婉清没哭,林建国也没说话。到了医院推开病房门,看到林小镜坐在床上手里拿着一本笔记本正在写东西。苏婉清站在门口看着她看了很久,才走过去坐到床边,握着她的手。手是凉的,指尖凉得像冰。苏婉清把她的手放在自己的手心里捂着,没问她疼不疼,没问她怕不怕,只是捂着。
方处长第二天上午又来了。他带了一份新的报告,还有一个人。那个人穿着深色夹克,四十多岁,脸上没什么表情。方处长介绍说是“林小镜同志安全事务的负责人”,没有说名字,林小镜也没问。那人坐在病房角落的椅子上,从包里拿出一台笔记本电脑打开,屏幕上是一张地图。他指着地图上的几个红点,分别标注了三次暗杀发生的地点。第一次车祸在某路段,第二次毒气在某公寓,第三次狙击在科学院的办公室。他把这些地点的安保情况分析了一遍。他讲了很多林小镜没有全部记住,她记住了最后一句。“从今天起,您的安全由我们全权负责。”
国安局在科学院的内部通报中把林小镜的安保等级调到了最高。她的公寓换到了科学院内部的一栋独立小楼,楼周围有围墙,围墙上有监控有红外探测器。门口二十四小时有人值守,进出需要经过两道门禁,每一道都要刷卡加刷脸。她的办公室也搬了,搬到了这栋小楼的一层,窗户朝内院,院墙上同样有监控探头。周明远来看过那栋小楼,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说了一句“像监狱”。林小镜说“安全就行”。她没有被关起来的压抑感,她本来就不出门。
苏婉清和林建国在小楼里住了几天。苏婉清每天给她做饭,林建国每天在院子里转。苏婉清做了饺子,猪肉白菜馅的,加姜末。林小镜吃了十几个,说好吃。苏婉清看着她的白头发,看着她眼睛里的红丝,看着桌上一摞厚厚的资料,什么也没说。她以前会说“你别太累了”,现在不说了。说了也没用,林小镜不会听。她只是把饺子一盘一盘地端上来,看着林小镜吃完。
方处长依然每天来,但带来的消息越来越简略。“还在查”,三个字,有时候说“没有进展”。林小镜每次听到后只回复一个“好”字,没有催促,没有抱怨。她知道催促没用,抱怨也没用,对方在暗处她在明处,急的是对方不是她。她只是继续算数据。
孙法医又来了一次,不是来检查身体,是来送一份报告。报告里确认了林小镜的身体状况“无异常”。他在报告最后写了一行备注:“建议长期观察。”他签了字把报告递给她。林小镜翻了几页,她看到最后一页那行字的时候没有表情。她知道孙法医的意思——观察是为了找到原因,找到原因是为了解释。她不需要解释,她只需要活着。
晚上,林建国在院子里散步,林小镜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他老了,背驼了,步子慢了,头发全白了,和林小镜的一样白。但林建国的白是从黑慢慢变过来的白,是时间的颜色;林小镜的白是从黑一下子跳过去,不是时间,是什么她自己也不知道。林建国走了一圈回来在她面前停了一下,没说话,进了屋。
林小镜站在门口,夜风吹过来,把她的白头发吹到了脸上。她没有拨开,头发遮住视线,眼前一片模糊的银白色。她站在那里,没有往前走,也没有往后退。风停了,头发落下来,她的视线清晰了。院子里的灯还亮着,照在空地上,没有人在那里。她转身进屋,关上了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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