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镜羡慕他。不是羡慕他的偏科——她不需要偏科,她的每一科都很好。她羡慕他的“自由”。他可以自由地选择“重要”的科目,自由地放弃“不重要”的科目,自由地分配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而她不能。她必须每一科都好——不是因为她需要,而是因为她需要“伪装”。如果她像程远一样偏科,老师会找她谈话,会问“为什么语文这么差”,会要求她“加强语文学习”。谈话,是她最想避免的事情。
所以她必须平衡。必须在每一科上都花“足够”的时间,考出“合理”的分数,维持“好学生”的人设。这个“必须”,消耗了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不是学习的时间(她不需要学习),而是“伪装”的时间。她需要在语文课上假装认真听讲,在英语课上假装背单词,在历史课上假装记笔记。这些“假装”,比真正的学习累得多。
但她不能停。不能像程远那样“自由”。因为自由对她来说,是一种奢侈,也是一种危险。
寒假前的最后一天,林小镜在物理实验室收拾东西。示波器要带回家——程远说“寒假继续做”,她说“好”。她把示波器装进一个纸箱里,用胶带封好,在箱子上写了“林小镜”三个字。
程远走进来,手里拿着一个笔记本。“这个给你。”
林小镜接过笔记本,翻开。里面是程远写的笔记——关于FPGA设计的,关于信号处理的,关于示波器原理的。不是“教学”笔记,而是“学习”笔记——他在学习过程中记录的心得、问题、解决方案。笔迹潦草,但内容清晰。
“为什么给我?”林小镜问。
“因为你的算法比我好。我觉得你可以改进。”程远说,“下学期我们做一个更好的。带网络功能的,可以远程控制,可以数据共享。”
林小镜看着他,心里涌起一种温暖的感觉——不是“感动”,不是“感激”,就是“温暖”。一种在寒冷的冬天、在陌生的世界、在漫长的伪装中,突然感受到的温暖。
“好。”她说。
她抱着纸箱,走出实验室,走下楼梯,走出校门。苏婉清在校门口等她——今天她开车来的,因为林小镜要带一个纸箱回家。
“这是什么?”苏婉清问。
“一个示波器。我和同学一起做的。”
苏婉清看了看纸箱,又看了看林小镜,笑了。“你还会做示波器?”
“嗯。”
“我女儿真厉害。”苏婉清打开后备箱,把纸箱放进去,然后关上门,“走吧,回家。你外婆做了你爱吃的红烧排骨。”
林小镜坐进副驾驶,系好安全带。车子发动了,驶出校门,驶入街道。车窗外的城市在冬日的阳光下显得很安静,行人很少,车辆很少,梧桐树的枝干光秃秃的。
她看着窗外,想起了程远。想起了他的笔记本,他的示波器,他的“做最好的芯片”。想起了他说“你也会成功”时的眼神。
志同道合。这个词,她以前只在书上读到过。现在,她体验到了。不是爱情,不是友情,不是亲情。就是“志同道合”——两个人在同一条路上走,方向相同,速度相近,不需要说话也知道对方在想什么。
这种感觉,很好。
车子停在家门口。林小镜下车,打开后备箱,抱起纸箱,走进家门。
“外婆,我回来了!”
“哎,乖孙女!”外婆从厨房探出头来,围裙上沾着面粉,“快洗手,排骨马上好。”
林小镜把纸箱放在书桌上,打开,取出示波器。她接通电源,接上信号源,液晶屏上出现了正弦波。绿色的波形在黑色的背景上跳动,稳定、清晰、漂亮。
她看着那个波形,想起了她在这个世界的十五年。从婴儿到儿童,从儿童到少年,从少年到青年。从不会说话到会说话,从不会走路到会走路,从不会写字到会写代码。从一个人到两个人。
不是“朋友”。但她愿意称他为“志同道合的人”。
这就够了。
她关掉示波器,走出房间。
“外婆,我来帮你端菜。”
“好,小心烫。”
林小镜端着红烧排骨走出厨房,把盘子放在餐桌上。排骨的香气弥漫在整个屋子里,和她原世界外婆做的红烧排骨味道一样。
有些东西,不管在哪个世界,都是一样的。
那些一样的东西,是她在这个世界最珍贵的锚点。
她坐在餐桌前,拿起筷子。
窗外的阳光照进来,落在餐桌上,金黄色的。
她夹起一块排骨,慢慢地嚼。
这个世界的排骨,和她原世界的排骨味道一样。这个世界的阳光,和她原世界的阳光颜色一样。这个世界的程远,和她原世界的某些人——那些志同道合的人——一样。
她不是一个人。虽然她不能告诉任何人她的秘密,但她可以和他们一起做事情。做示波器,做芯片,做物理,做数学。做那些不需要语言、不需要解释、不需要伪装的、纯粹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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