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被老师们寄予厚望。而她只是一个“二等奖”,一个“不错的学生”,一个“有潜力但还需要努力”的普通学生。
这正是她想要的。
但有一件事,她没有预料到。
竞赛成绩公布后的第三天,林小镜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听到旁边桌的两个男生在聊天。
“你听说了吗?初一三班那个林小镜,数学竞赛考了第十五名。”
“林小镜?是谁?”
“就是那个个子小小的、不怎么说话的女生。她好像挺厉害的,五道大题全对,只有附加题扣了分。”
“那不是很正常吗?很多人都是大题全对,附加题不会。”
“但有人看到她交了试卷之后,周宇航问她考得怎么样,她说‘附加题没做完’。可是李老师说,她的附加题其实写了很多,只是最后一步算错了。她不是‘没做完’,是‘做错了’。”
“那又怎样?”
“没什么,就是觉得有点奇怪。她为什么说自己‘没做完’?直接说‘做错了’不就完了?”
林小镜握着筷子的手指微微收紧了一下。
她听到了。那两个男生不是在议论她——他们只是随口聊天,说完就忘了。但林小镜不会忘。她注意到了那个细节:她说过“附加题没做完”,但事实上她做完了,只是故意做错了。如果有人去查她的试卷,会发现她的附加题写了大部分步骤,只是在最后几步犯了错误。这确实是“做错了”,不是“没做完”。她为什么要说“没做完”?是因为她在那一刻没有想清楚措辞,还是因为她潜意识里想把“错误”归因于“时间不够”而不是“能力不足”?
不管原因是什么,这是一个失误。一个微小的、几乎不会被注意到的、没有任何后果的失误。但她注意到了。她会在以后的对话中更加小心——不说“没做完”,不说“不会做”,不说任何需要解释的话。只说“考得一般”,然后转移话题。
这个失误让她意识到:她在初中阶段的“放松策略”是有风险的。放松意味着降低自我监控的强度,降低自我监控的强度意味着失误的概率增加。她需要在“放松”和“安全”之间找到一个更精确的平衡点。不能太紧——太紧会累死自己;不能太松——太松会暴露自己。
这个平衡点,她还在找。
数学竞赛之后,林小镜在班上的“地位”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以前,她是一个“成绩不错但不引人注目”的学生。现在,她是一个“数学竞赛得了二等奖”的学生。虽然只是二等奖,但在一个五十人的班级里,二等奖已经是很不错的成绩了。同学们开始注意到她——不是那种“哇,你好厉害”的注意,而是那种“哦,她数学挺好的”的注意。这种注意的程度,在她的安全阈值之内,但她需要小心,不要让这种注意升级。
她采取的措施是:在数学课上表现得“更普通”。以前她会偶尔举手回答一些有难度的问题,现在她几乎不举手了。以前她会在考试中考95分左右,现在她考90分左右——故意多错一两道简单题。她要在同学们的心目中建立一个印象:林小镜数学不错,但也就是“不错”而已,不是周宇航那种“天才”。
这个策略奏效了。两周后,同学们对“林小镜数学竞赛二等奖”这件事的热情就消退了。没有人再提起这件事。林小镜又回到了她熟悉的“隐形”状态。
期末考试前一周,林小镜在图书馆遇到了周宇航。
周宇航坐在阅览室的角落,面前摊着一本高中数学竞赛的书。他看得很认真,眉头微皱,嘴唇微微动着,像是在默读。林小镜从他身后走过,瞥了一眼那本书的封面——《高中数学竞赛教程》。
她在心里叹了口气。周宇航是一个真正的数学天才——他在初一就开始自学高中数学竞赛的内容,不需要伪装,不需要控制,不需要隐藏。他可以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兴趣,自由地展示自己的天赋,自由地成为“最好的那一个”。没有人会觉得他“异常”,没有人会研究他,没有人会把他关进实验室。他只是一个“聪明的孩子”,一个“有天赋的学生”,一个“未来的数学家”。
而她不行。她的数学能力比周宇航强得多——她已经在学研究生数学了。但她不能表现出来。她必须假装自己只是一个“不错的学生”,一个“二等奖”,一个“需要努力才能跟上”的人。她必须看着周宇航走在前面——不是因为她走不快,而是因为她不能走快。
这公平吗?不公平。但她没有选择。
她走到书架前,抽出一本物理竞赛的书,然后走到另一个角落坐下。她不会在周宇航旁边坐下——太近了,他可能会和她说话,问她看了什么书,问她要不要一起讨论。她不想讨论。她只想一个人待着。
她翻开书,开始看。但她看不进去。她的脑子里在想一个问题:如果她不是穿越者,如果她只是一个普通的、有数学天赋的十二岁女孩,她会怎么做?她会像周宇航一样,自由地学习、自由地竞赛、自由地成为“最好的那一个”。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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