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小镜是在小学一年级上学期期中考试之后,才真正掌握“故意做错题”这门技术的。
说“掌握”可能不太准确——她从一开始就会故意做错,但那时的“故意做错”太粗糙了,像一个新手画家在画布上乱涂一气,虽然颜色不对,但笔触出卖了他。真正的“故意做错”是一门精细的手艺,需要对知识、对老师、对评分标准、对自己都有极其精确的理解。她花了整整半个学期才摸到门道。
期中考试之前,她的“故意做错”策略很简单:每张试卷固定错一两道简单的题,把分数控制在95分左右。她以为这样就够了。但期中考试的结果让她意识到,这个策略有一个致命的漏洞。
期中考试的数学试卷发下来那天,刘老师在课堂上讲了评。他拿着试卷,一道题一道题地讲,讲到林小镜做错的那道题时,他停了一下。
那道题是:“小华有8支铅笔,送给小明3支,请问小华还剩几支铅笔?”
林小镜写的答案是“4”。正确答案是“5”。她故意把8-3算成了8-4,因为她想制造一个“粗心错误”——把减数看错了。她以为自己设计得很巧妙。
但刘老师在讲评的时候说:“这道题大部分同学都做对了,做错的同学要注意审题。有几个同学写的是4,我猜你们是把‘送给小明3支’看成了‘送给小明4支’。但题目写的是3,不是4。下次做题的时候用手指着字一个一个读,就不会看错了。”
他的目光扫过教室,在林小镜身上停了一下。
林小镜低下头,假装在记笔记。但她的心跳加速了。不是因为被点名——刘老师没有点名,他说的是“有几个同学”。而是因为她意识到一个问题:她犯的错误,和真正粗心的孩子犯的错误不一样。
真正粗心的孩子,在看错数字的时候,通常会把数字看成一个整体——比如把“3”看成“8”,把“6”看成“9”。这种错误是视觉上的混淆,是大脑在处理数字符号时发生的“形似”错误。而林小镜犯的错误是把“3”看成了“4”——3和4在字形上并不相似,视觉混淆的可能性很低。她犯的是一个“逻辑”错误——不是看错了,而是想错了。她想的是“我要错一个减法”,于是从8里减了一个4,而不是减3。
这个错误,在心理学的分类里,属于“策略性错误”,而不是“感知性错误”。六岁孩子很少犯策略性错误,因为他们没有“策略”——他们不会想着“我要错一个”,他们就是单纯地看错、算错、写错。他们的错误是随机的、无意识的、不可预测的。而林小镜的错误是设计的、有意识的、可预测的。
刘老师是数学老师,他不懂心理学——至少没有系统学过。但他教了十几年数学,见过几千个孩子的错误模式。他的直觉告诉他,林小镜的错误“不对劲”。他说不出哪里不对劲,但他能感觉到。
林小镜从刘老师那多停留了零点几秒的目光中,读出了这种“感觉”。
她知道,她需要升级自己的“故意做错”技术。
期中考试后的第一个周末,林小镜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做了一项系统性的研究。
她从书包里拿出刘老师发回来的期中考试试卷——不是她的,是刘老师给每个学生发了一份“样卷”,上面有所有孩子的常见错误统计。刘老师在课堂上展示了这些统计数据:哪道题错的人最多,最常见的错误答案是什么,错误的原因可能是什么。
林小镜把这些数据认真地看了一遍,然后做了一张表格。她在表格里列出了每道题的错误率、最常见的错误答案、以及刘老师分析的可能原因。然后她对比了自己在这张试卷上的错误——那道8-3=4。
她的错误不在“最常见错误”列表中。8-3这道题,最常见的错误答案是“6”——孩子们把减法算成了加法,8+3=11,然后写了个6?不对,8+3=11,不是6。她仔细看了一下数据:8-3=5,做错的孩子中,有60%写了“6”,20%写了“4”,20%写了其他数字。
写“6”的孩子,是把8-3算成了8-2——减数看错了一位。写“4”的孩子,是把8-3算成了8-4——减数看错了,但不是常见的看错模式。刘老师在备注里写道:“写4的可能是在心里算了8-3,但写答案的时候写成了4——短时记忆错误。”
短时记忆错误。这是刘老师给她的错误贴的标签。不是“看错数字”,不是“算错结果”,而是“写的时候忘了”。这个解释合理吗?对于一个六岁孩子来说,合理。因为六岁孩子的短时记忆容量有限,他们可能在心里算出了5,但在写答案的时候,脑子里已经被下一道题的信息占据了,于是写了一个随手写的数字。
林小镜接受了这个解释。但她知道,这不是真正的解释。真正的解释是:她故意写错了。但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一点。
所以她需要让自己的“故意错误”更贴近“真实错误”的统计分布。不能犯那些“不常见”的错误,不能犯那些需要复杂解释的错误,不能犯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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