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的书,林建国的书架上那几本科普读物她已经翻完了。内容太浅,大部分是她已经知道的东西。她需要更深入的书——大学教材级别的书。
怎么得到?
她需要一个“正当”的理由,让林建国给她买大学教材。一个三岁的孩子要大学教材,这本身就不正当。但如果她表现出对某个领域的“浓厚兴趣”,而林建国恰好在那个领域有专业书,她可以“偷偷”看他的书。
林建国是工厂的技术员,他的专业是机械工程。他的书架上有机械工程类的专业书——力学、材料学、热力学、流体力学。这些书虽然不是她最想要的(她最想要的是数学和物理的基础教材),但也比科普读物强得多。
她决定从明天开始,对林建国的书架表现出“兴趣”。
不是直接要书——那样太突兀。而是“偶然”翻到一本书,“好奇”地翻开看,然后“被吸引”,然后“每天都想看”。
一个三岁孩子对爸爸的专业书产生兴趣,这在大人看来可能只是“小孩子模仿大人”的行为,不会引起怀疑。
至少她希望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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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晚上,林建国下班回来,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林小镜从地毯上站起来,走到书架前——不是林建国的书房书架,是客厅里的一个小书架,上面放着一些杂志和报纸。她故意从上面抽出一本杂志,翻了翻,然后“失望”地放回去,走到林建国身边。
“爸爸,”她拉着林建国的袖子,“你的书在哪里?”
“什么书?”林建国低头看她。
“大的书。很多字的。”林小镜用三岁孩子的词汇量描述。
林建国笑了:“你想看爸爸的书?”
“嗯。”
林建国站起来,牵着她的手走进书房,从书架上抽出一本机械制图的教材,翻开,放在地上。书页上画着各种零件图,标注着尺寸和公差。
“这些是爸爸工作用的,你看不懂的。”林建国说。
林小镜蹲下来,看着那些机械制图。她确实看不懂——不是看不懂图,图她看得懂,但她看不懂这个世界的制图标准。标注的符号和她原世界的有差异,需要学习。
但她没有表现出“试图看懂”的样子。她只是用手指在图上戳了戳,说:“好多线。”
林建国笑了,蹲下来,指着图上的一个零件说:“这个是螺丝,这个是螺母,这个是垫圈。”
林小镜“哦”了一声,继续戳图。
林建国陪她看了几分钟,然后说:“好了,该洗澡睡觉了。”
林小镜站起来,跟着林建国走出书房。临走的时候她回头看了一眼书架上的那些书。
计划的第一步完成了:她让林建国知道了她对“大的书”感兴趣。
接下来,她需要一步一步地,让林建国觉得“给她看那些书也没关系”。不是一口气给,而是一本一本地渗透。先给最简单的,再给难一点的,再给更难一点的。等到林建国反应过来的时候,她可能已经在看他的大学教材了。
这是一个长期计划。她有的是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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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林小镜躺在床上,抱着毛绒兔子,回想今天午睡时做的数学复习。
她今天复习了概率论。贝叶斯定理:P(A|B) = P(B|A)·P(A) / P(B)。
她在脑子里用这个公式算了一个问题:假设她今天在幼儿园里犯了一个小错误——比如不小心说了一个太复杂的词——被李老师注意到了。已知李老师的观察力比较强,已知她之前没有在李老师面前犯过错误,那么李老师会因此对她产生怀疑的概率是多少?
她算了算,大概百分之十五。不高,但也不低。
她需要把贝叶斯定理应用到她的伪装策略中。不是机械地计算——她没有足够的数据来做精确计算——而是用贝叶斯的思维方式:先验概率(李老师原本对她的看法)加上新的证据(她犯的错误)等于后验概率(李老师更新后的看法)。她需要控制新证据的“强度”,让后验概率始终保持在安全范围内。
这就是她的生活。连犯错误都要用贝叶斯定理来评估风险。
三岁半的林小镜,在午睡时间复习数学,在清醒时间把数学应用到伪装策略中。
这就是她的日常。
她翻了个身,把被子拉到下巴。
窗外的月光透过窗帘的缝隙,在天花板上画出一条细细的白线。
她看着那条白线,想起原世界的某个夜晚,她也曾这样躺在床上,看着月光,想着数学题。
那时候她不知道,那会是她在原世界的最后一个秋天。
现在她在这个世界,三岁半,重新开始。
数学还在。规律还在。世界变了,但世界底层的逻辑没变。
她还能走下去。
她闭上眼睛。
明天,继续复习。继续伪装。继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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