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手被截,在这个世道,不仅是失去谋生能力,在乡土观念极强的巴蜀,残躯也会被视作不祥。
很多俘虏明白,就算侥幸回到故土,往后的生计也是很大的问题。
也就是说,三万余降卒,看似没有被张献忠直接处死,但真正能活下来的,恐怕堪堪几千的数目。
这些事情,张献忠不在乎,震慑四川各州县目的是达到了。
当大军休整后,从重庆出发前往成都的时候。
各路州县几乎是望风而降。
少数也有抵抗的,但四川的城池,多数年久失修,守军由乡勇、卫所老弱充任,饷银常年拖欠,刀枪锈钝。
零星的抵抗也没有多大意义。
大西军兵锋未至,县城里先乱作一团。乡勇思变,百姓想逃,守官在城头坐立不安。有的县,守官连夜召集乡绅密议,主降的、主守的争得面红耳赤,谁也拿不出章程。
等到斥候回报大西军前锋已到十里外,城门反倒悄悄开了。
开门的不是守官,是守门的兵卒。
他们亲眼见过断手的人,实在没有勇气再看自己沦为那般模样。
真正死守的城,无一例外,是士绅倾尽家财,拿出银子犒赏士卒,把全城百姓逼上城头的。
州县投降的多,但土司这边,不仅没被恐惧压垮,反而有联合的趋势。
其中代表人物就是秦良玉。
对于这些地方土司,张献忠也很难受。
想要将这些地方势力连根拔起,绝非攻克一座城池那般简单。
四川土司与宗族寨堡扎根于群山之中,地理格局、地方治理传统、部族组织结构、后勤补给、兵力消耗,乃至大西政权自身的短板,层层叠加,构成一道几乎无法彻底打破的屏障。
首要的难题,便是巴蜀独有的山川地形,天然为土司、寨堡提供了绝佳庇护。
四川盆地四周群山环绕,川南多喀斯特山地,崖壁陡峭,河谷幽深。
川东遍布平行岭谷,山岭连绵,隘口极多,山间小路曲折隐秘。
这些土司的治所、宗族修筑的寨堡,几乎全都选址在山顶、崖洞或者临河险隘之处,不靠大路,远离平原。
修建之时便优先考虑防御,寨墙依托岩石修建,取水依靠山泉,粮仓开凿在山体内部,只留狭窄山道通行。
大西军擅长平原野战、攻坚大城,可山地作战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在平原攻城,大军可以铺开阵型,架设云梯、挖掘地道,调集火炮集中轰击城墙。但进入群山之后,大西军的兵力优势会被地形直接稀释。
数万大军进入山地,只能拆分成小队,沿着狭窄山道依次推进,大军无法同时展开,前后队伍难以呼应。
土司守军不需要和大西军正面决战,只需要守住隘口,在崖顶投掷滚木擂石,伏击补给队伍,便可以用极少兵力迟滞大规模部队。
大西军若是强攻寨堡,打下一座山寨不难,可周遭群山里,还有数十座。
当初明廷也没能剿灭土司,只能是安抚联合。
这玩意就跟欧洲城堡一样,看似是一颗颗小钉子,但要一颗颗去拔,不仅麻烦,还很容易扎手。
就找这些山寨的位置,也都是一个麻烦事了。
而且土司势力根基深厚,世代经营地方,部族内部纽带极强,不是临时拼凑的乡勇,很难一战击溃。
西南土司制度由来已久,各大土司家族世代世袭管辖属地,在地方经营少则数百年。
土司本人即是部族首领,手中掌控的不单是兵丁,更是一整个完整的部族共同体。
土地、山林、水源,全部掌握在土司手中,部族百姓世代依附土司生存,荣辱绑定。
面对张献忠的威慑,土司们反抗意识很强。
山间木厅。
石柱土司秦良玉端坐主位,一身青布战裙,鬓边白发在灯火下格外醒目。
在川黔土司圈子之中,秦良玉的名望,远非普通土司可比。
西南土司林立,各部之间常年为山林、田土、矿场互相争斗,彼此猜忌,很少有谁能让诸多头人一同信服。
可秦良玉不一样。早年平播州杨应龙之乱,她亲领白杆兵,南川一路战功第一,一战扬名西南诸土司。
后来奢崇明在川地起兵叛乱,全川震动,不少土司观望摇摆,唯有秦良玉主动起兵,连战连克关隘,收复重庆,扫平奢氏主力。
那场大战,许多土司都随官军一同作战,亲眼见过白杆兵登山如履平地,悍不畏死,也亲眼见到秦良玉调度兵马、决断军情的本事。
在一众土司眼中,秦良玉不是寻常的女流土官,是凭血战立下威名的统帅。
更重要的是,秦良玉曾经领兵千里勤王,远赴辽东对抗后金,浑河一战,秦家兄弟血战殉国。
西南土司大多久居山中,很少有人领兵远赴中原,秦良玉带着白杆兵出蜀入北,为国赴难,朝廷接连下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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