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燕京电影学院,行政楼小会议室。
会议室不大,长椭圆形的会议桌旁,燕电这边坐着教务主任李国华、导演系主任刘建业,以及两位负责合同审核的政法大学教授。
对面坐着七家影视公司和视频平台的代表,男女老少都有,西装革履,神色各异。
气氛并不融洽。谈判已经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双方的分歧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越来越明显。
“李主任,您这个条款,我们实在没法接受。”
开口的是兄弟传媒的项目总监赵凯,三十五六岁,说话不紧不慢,但语气里带着明显的不悦。
“版权授权只能用于本片发行播映,任何形式的改编、衍生开发都必须经过燕电书面同意。
而且贵方有无条件否决权,这在行业内没有先例。”
“就是。”旁边一个年轻的女代表附和道,她是某头部网络平台的版权采购经理。
“我们投钱,不就是看中了这个IP的延展性吗?如果不让做衍生,那我们投钱图什么?”
李国华端起茶杯,轻轻吹了吹浮沫,抿了一口,放下。动作不急不缓,但目光沉稳。
“各位,我能理解你们对衍生开发的期待。
但《飞扬青春》不是纯粹虚构的影视剧,它是以真实人物、真实事件为原型的纪录类影视片。
片中出现的人物,有的是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有的是现任领导干部。
如果衍生开发失控,对人物原型造成不良影响,这个责任,燕电担不起。”
“李主任,我们又不是要做低俗衍生品。”
赵凯翻开合同草案,指着其中一条。
“您看,合同里写的是‘不得对片中人物原型进行任何形式的解读、评价、猜测,尤其不能点名道姓提及特定人物’。
我们做衍生品,比如做个纪录片里出现过的校园文创、设计手稿复刻,这跟人物原型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刘建业接过了话头,声音不高,但斩钉截铁。
“片中的人物原型,很多要么在职,要么在公众方面影响力颇大。
你们做衍生品,哪怕只是复刻一件设计手稿,媒体也会追着问‘这是谁的创意’‘背后有什么故事’。
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后面的解读就不是你们能控制的了。”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另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代表推了推镜框。
“刘主任,我们理解贵方的顾虑。
但商业合作是双向的,你们把所有的门都堵死了,我们投进去的钱怎么收回来?
总不能只靠发行和播映那点收入吧?”
“所以我们没有拒绝衍生开发。”李国华不疾不徐地翻过一页合同。
“条款写得很清楚:衍生开发需要经过燕电书面同意,而且贵方需要提交详细的开发方案,包括内容、形式、宣传口径。
这不是‘不让做’,是‘按规矩做’。”
“按规矩做?”赵凯苦笑了一声。
“李主任,这个‘规矩’全是你们定的,我们完全没有发言权。
万一我们方案提交上去,你们拖个一年半载不给回复,我们怎么办?”
“合同里有明确的审核时限。”李国华旁边的一位政法大学教授推了推眼镜,接过话头。
“我方收到开发方案后,十五个工作日内必须给出书面回复。
逾期不回复,视为同意。这是写入条款的。”
赵凯看了看身边的几位同行,彼此交换了一下眼神。
有人低头翻合同,有人在笔记本上记着什么,还有人干脆靠在椅背上闭目沉思。
会议室里的恒温空调嗡嗡作响,窗外的阳光透过百叶窗,在桌面上切出一道道平行的光带。
“李主任,我直说了吧。”
这时。坐在角落里的一个年轻男人忽然开口,穿着休闲,看着像是个自由策划人。
“我们几家之所以对这部片子感兴趣,是因为看好它的社会影响力。
你把它做成一个‘封闭的盒子’,什么都捂得严严实实,那它的影响力从哪来?
没有话题,没有讨论,没有二创,它怎么出圈?”
刘建业看了他一眼,语气出奇地平静。
“出圈的方式有很多种,不一定要靠衍生品和二创。
我们计划在播出前后,联合主流媒体做深度报道,邀请文艺评论家写评论文章,组织高校师生座谈交流。
这些,都是正向的、可控的宣传。”
“可我们需要的是市场热度。没有市场热度,我们投的钱就是打水漂。”
“所以,今天的谈判如果达不成一致,我们可以暂时搁置。”
李国华合上面前的文件夹,语气不卑不亢,看不出半分急迫,似乎他们开出的优厚条件并未打动他。
“《飞扬青春》的拍摄剪辑已经完成,播出平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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