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从临沂南下,穿过郯城,渡过沂河,像一股铁流从北面插进了日军的侧翼。
几乎在同一时刻,江苏各地的游击队、新四军的地方武装、各县的县大队和区小队,也纷纷从四面八方加入了战斗。
他们熟悉这里每一条河流、每一片芦苇荡、每一个村庄和每一座桥梁,他们像一群灵活的鱼,在日军的防线上游来游去,摸哨、破路、炸桥、袭扰,把日军的后方搅得鸡犬不宁。
仗从八月底打到了九月初。
战场从宿迁城下扩展到了方圆数十里的整个苏北平原上。
曹征的坦克在正面硬冲,一一五师的步兵在两翼包抄,游击队和民兵在敌后破袭。
三道战线同时发力,日军的防线像被三把巨锤反复锻打的铁砧,开始出现了裂纹。
裂纹变成了裂缝,裂缝变成了缺口,缺口变成了溃堤。
九月十日,曹征攻克宿迁。
城墙上那面膏药旗在炮火中烧成了碎片,被一面红色的战旗取代。
宿迁战役宣告结束。
此役,八路军、新四军方面牺牲了三万人,无数烈士的鲜血染红了运河的水,染红了稻田的泥,染红了城墙下的每一寸土地。
但日军的代价更大——十二万日军精锐被歼灭,八万伪军被歼灭或被击溃,另有超过三万人成了俘虏。
畑俊六的第六方面军被一战打残,从苏北到苏南,从苏南到皖南,整个华中地区的日伪军防线都出现了巨大的、无法弥合的窟窿。
十一月的寒风从长江上吹过来,曹征率部穿过江苏、浙江,继续向南推进。
战线越拉越长,补给线越来越远,坦克的履带从北方的黑土地一直辗压到了江南的红土丘陵。
过了长江,过了太湖,过了钱塘江,过了浙东的群山,一路向南,一路向海。
一九四五年三月,在打了四个月的硬仗之后,曹征终于占领了厦门。
站在鼓浪屿的对岸,望着海面上那些在夕阳中缓缓移动的货轮和渔船,望着那些在炮火中幸存下来的南洋风格的骑楼和教堂,望着那些在废墟间顽强地冒出绿芽的老榕树,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缓缓地吐出来,转身对赵真说了一句:“不能再往南打了。”
不是打不动,是不该再这样打了。
福建多山,八山一水一分田,坦克在山路上开不起来,在梯田里陷下去,在隧道里转不过弯。
装甲部队的优势在这片崇山峻岭中荡然无存,八百辆坦克反而成了累赘,每一公里的推进都要付出在平原上十倍的代价。
曹征不是不能打山地战,但他的部队是为平原决战、为装甲突击、为大开大合的机动作战而组建的。
电报发往总部,请求北返。
总部的回电很快来了,内容只有十几个字,但每一个字都带着理解和支持:“同意撤离,北平需要,速返。”
曹征把电报折好放进口袋,站在厦门港的码头上,望着那些正在装船的坦克和卡车,望着那些满身疲惫但眼神依然坚定的战士们,嘴角微微上扬。
南方,留给更适合在山地作战的部队去打吧。
他要回北方了。
北平,还在等着他。
一九四五年六月,华北平原的麦子已经收割完毕,田野里到处是新翻的黄土和堆成垛的麦秸。
曹征率部抵达北平城外。
这座千年古都,从七七事变算起,已经被日军占领了整整八年。
城墙上的太阳旗在风中无精打采地耷拉着,城门口的哨兵们缩在岗亭里,没有了过去那种趾高气扬的神气。
他们的眼神是涣散的,他们的表情是麻木的,他们端着步枪的手指是微微发抖的。
就连最迟钝的士兵也能感觉到,头顶上的那片天,快要塌了。
曹征没有急着攻城。
他把部队驻扎在北平城外的丰台、通州、南苑一带,把这座古城围了个水泄不通,但并不发起进攻。
下面的营长、团长们急了,纷纷打电话来问什么时候打,战士们摩拳擦掌,恨不得一鼓作气冲进城去,把那面膏药旗从城墙上扯下来,踩在脚下。
曹征的回答只有一个字:“等。”
他在等什么,没有人知道。
赵真来问过他几次,他都是笑笑,说:“再等等,快了。”
他不是故弄玄虚,他是真的知道——再过几个月,那场从一九三一年就开始的、持续了整整十四年的、让亿万中国人流干了血泪的战争,就要结束了。
不必再用战士们的生命去填那些街巷了,不必再让北平的古城墙在炮火中千疮百孔了,不必再让那些无辜的百姓在巷战中流离失所了。
只需要等,等那个声音从东京的广播电台里传出来,等那个穿着军服、戴着白手套、面色苍白的天皇在麦克风前念出那份诏书,等那四个字从太平洋的上空传遍整个世界——日本投降。
八月十五日,正午。
>>>点击查看《抗战:奉命组建第一支特种部队》最新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