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谕纪元·三五二五年(冬)】
十一月一日,王都,学宫区何木街道。
今天并非大夏的传统法定节假日,但这片由于规划较早所以并不算宽敞的街区,却洋溢着比过年还要热烈的气氛。
街巷两旁挂满了红色的横幅,震耳欲聋的锣鼓声和鞭炮声此起彼伏,甚至连沿街的商铺,都不约而同地在门口挂出了“今日全场八折”的红底水牌。
这一切的喧闹,都源于街道居委会早上用大喇叭进行的一场全区通报。
居住在何木街道劳动模范家属院的万明远同志,在近期的某项国家级测试中,凭借突破人类生理极限的卓越表现,荣立个人二等功!
为此,军区特意给万明远,以及作为替补试飞员同生共死的刘璞玉、乔哲圣三人,批了两天的探亲短假。
为了迎接功臣返乡,街道办的工作人员直接开放了官府内部的职工食堂,在街道的空地上摆起了热气腾腾的流水席。
不少街坊邻居们自发地端来自家的拿手好菜,将长长的桌子摆得满满当当。
在大夏,荣誉从来不是一句虚无缥缈的口号。
“一人立功,全家光荣,全街光荣”,这绝不是一句空话。
大夏的功勋体系有着严格并且非常透明的审核标准。
在如今这个四海承平、没有外部战争的帝国里,普通军人或学者想要拿个军区内部通报表扬,或者申请一枚铜质的末等勋章,或许还可以靠常年的苦劳熬出来。
但是,个人二等功,这在大夏的和平年代,是真正凤毛麟角的存在。
因为大夏的勋章发放从不设立什么名额指标。
功劳到了,自然就发;没有那个硬实力,哪怕名额空着也绝不滥发超发。
像这种级别的二等功,放眼整个三十亿人口的大夏帝国,全球每年活着拿到的人,恐怕也不会超过一百个。
至于一等功,那往往是盖在国旗上,由军方双手捧给烈士家属的。
这可不仅仅是变成写在忠烈祠石碑上的一个名字而已。
在这个国度里,功劳是与实际待遇直接地挂钩的。
比如南方海滨那些风景秀丽、配备了最新型医疗设备的国家级高级疗养院。
如果你身上没有挂着足够的功勋牌,或者你的直系长辈不是能进先烈山的国之功臣,那么,哪怕你是个腰缠万贯的大商贾,你也绝对买不到里面的一张床位。
钱到了一定程度,在大夏反而没有作用了。
这种认功不认钱的制度,在某些只认金钱的社会看来或许难以理解,甚至会被指责为一种“特权歧视”。
但在大夏,没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对。
如果你觉得这种制度不公平,或者你觉得有钱就该享受一切,大夏的百姓只会冷笑着指一条路:“觉得委屈?出门左拐去祭司院讲理去,看看监察祭司手里的枪子儿答不答应。”
大夏子民对国家的奉献,大多是一种源自灵魂深处的自发行为。
这可能就是能让人前赴后继的信仰的力量。
心底的道德底线、从小接受的宏大叙事教育,再加上那份对父神绝对纯粹的信仰,注定了他们会成为一群视荣誉为生命,甚至视荣誉重于生命的人。
这也是为什么大夏这样一个拥有三十亿人口的庞然大物,其官场却能始终保持在一个相对清廉状态的根本原因。
这也是思维方式的不同。
没有信仰的人,很难想象有神论者的世界。
而普通的有神论者,又根本无法想象一个神明不仅真实存在、甚至当年还亲自下场教人炼铁、分发勋章的文明,会狂热到何种地步。
既然神明是包容且善良的,既然神明许诺了星空和真理。
那么,为了这份信仰去死,对于大夏的仁人志士来说,无非就是稍微犹豫一下“该死在哪个岗位上”的问题罢了。
在大夏,想要进行大规模的贪腐,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为任何层级的贪腐网络,如果想要运转,就必然绕不开无孔不入的祭司院。
而如果你不去和祭司院狼狈为奸,你贪污的钱还没捂热乎,就已经被送上行刑台了。
大夏历史上曾有过这样的案例。
由于父神曾经震怒,所以很多祭司是不能甚至害怕自己的区域有人贪污的。
祭司院的案卷记载,某地的一位乡镇上的驻院祭司,在察觉到当地几名官员相互勾结、侵吞水利工程款且证据确凿后,由于当时地处偏僻且通信不便,上告渠道被短暂阻塞。
这位急性子祭司甚至等不到每个月的例行会议。
确定证据确凿之后,他没有丝毫犹豫,直接在怀里绑上了一个当地兵工厂产的开矿用的烈性炸药包,走到那群官员开会的镇政府门口,对着周围的百姓平静地说了一句:“这群官员背弃了父神的教诲,他们坏透了。”
随后,令人震撼的一幕发生了。
当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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