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默涵微微一怔。
他不知道江一苇在家怎么称呼他。也许叫“沈先生“,也许叫“那个大陆来的人“,也许什么都没叫,只是在某个深夜的枕边,压低声音说了一句“有个朋友需要帮忙“。
但他还是点了点头。
“保重。“他说。
然后他退出去,轻轻带上了门。
走廊里安静得能听见地毯吸音后的脚步声。林默涵走到船舱尽头的安全门旁,推开一条缝,站在那里等。
六点零五分。广播里传来登船提醒,用国语和粤语各播了一遍。码头上开始嘈杂起来——旅客的说话声、行李车的轱辘声、汽笛声、海鸥的叫声混在一起,构成了一幅混乱而充满生机的画面。
六点十二分。最后一批旅客登船完毕。舷梯开始收起。
林默涵站在安全门后,透过玻璃窗看着这一切。他看见江一苇出现在甲板上,站在船舷边,面朝码头的方向。江一苇没有往他这边看——也许他根本不知道林默涵还站在那里。他只是望着码头,望着这片他生活了三十年的土地,望着远处高雄方向的天空。
汽笛长鸣。
“维多利亚号“缓缓离开泊位,船身在水面上划出一道白色的弧线。江水被螺旋桨搅动,翻涌起浑浊的浪花。
婴儿在船舱里又哭了起来。这一次,哭声被船体的震动和引擎的轰鸣盖住了,从码头上已经听不清了。
但林默涵知道她在哭。
他把手伸进风衣口袋,摸到了那张照片——不是女儿的照片,是出发前组织交给他的一张空白身份证明,上面已经盖好了章,只等填入姓名和照片。这张证件是给江一苇的妻子准备的,如果她在香港入境时遇到麻烦,可以用它证明自己的“难民“身份。
他没有把证件交给江一苇。
因为江一苇说“我妻子下午就登船了“。也就是说,证件已经由另一条线传递过去了。林默涵口袋里的这张是备用的,万一香港那边出岔子,苏曼卿会在九龙码头接应,把备用证件交到她手上。
每一环都扣死了。每一个漏洞都补上了。
这是他做情报工作十年来养成的习惯——永远准备PlanB,永远假设最坏的情况会发生,永远不让任何一个同志因为自己的疏忽而陷入绝境。
但此刻,站在空荡荡的码头边,看着“维多利亚号“的白色船尾越来越小,最终消失在基隆港的转弯处,他忽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疲惫。
不是身体的疲惫。是那种把别人的命运扛在自己肩上太久之后,肩膀已经麻木,但心里某个地方还在隐隐作痛的感觉。
他想起出发前陈明月说的话。
那天晚上,她坐在阁楼的窗边,手里拿着那根铜簪,一遍遍地往发髻里插、拔出来、再插进去。窗外下着雨,雨滴打在瓦片上,声音细碎而绵密。
“如果这次情报送不出去呢?“她问。
“会送出去的。“
“我是说如果。“
林默涵沉默了很久。最后他说:“如果送不出去,那'台风计划'的舰队就会按时出发。金门海域的解放军会措手不及。可能会有船沉。可能会有人死。“
“我是问你。“陈明月转过头来看着他,“如果送不出去,你会怎么样?“
他没有回答。
现在,站在基隆码头的晨雾中,他终于可以对自己诚实了——
如果这份情报最终没能传回大陆,他不会活着看到那个结果。
不是因为任务失败就要以死谢罪,而是因为到了那个时候,他的身份一定已经彻底暴露,魏正宏不会给他任何活着走进审讯室的机会。他会死在街头,死在某个小巷子里,死在试图传递最后一条消息的路上。
就像老赵。就像苏曼卿的前夫。就像所有在他之前倒下的名字。
他摸了摸风衣内侧口袋里的微型胶卷——“台风计划“的完整方案,坐标、舰队编成、出发时间、航线规划,全部浓缩在这片比指甲盖还小的胶片上。
情报已经到手了。接下来的问题是:怎么送出去。
从台北到香港的航班每周只有两班,下一班是三天后。但魏正宏最近加强了对机场的排查——上周有一个从大陆过来的商人因为行李中夹带禁书被扣了十二个小时。走空路风险太大。
走海路的话,“维多利亚号“今天刚走,下一班客轮要等一周。一周的时间,足够魏正宏发现江一苇的异常,足够他封锁所有出口,足够他把整个台北翻过来找一个人。
走无线电?发报机藏在盐埕区公寓的阁楼里,但那里已经半个月没去过了。上一次发报是十二天前,用的是备用频率,只发了三十秒就切断了。现在回去等于自投罗网。
三条路,每条都像走钢丝。
林默涵深吸一口气,把风衣领子翻下来,迈步朝码头出口走去。晨雾散了一些,天光已经大亮了。街边的小吃摊开始生火,炸油条的香味混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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