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点点头,从后门闪出去。
林默涵回到前店,那两个便衣已经踱到颜料行对面,在卖碗粿的摊子前坐下。他拿起算盘,噼啪打了一串数字——这是给阁楼陈明月的信号:来客两人,便衣,暂无恶意,继续待命。
三、江一苇的纽扣
江一苇没去机要室。
他从基隆回来后直接回了重庆南路那间日式宿舍。老婆带孩子回基隆娘家是假话——他老婆带着孩子已经上了“沪上号“,此刻该过澎湖了。宿舍里空荡荡的,榻榻米上只剩一条薄被、一只搪瓷脸盆、和墙上挂的“忠党爱国“印刷品——那是军情局每人发的标准件,他从来没摘过,不是因为信,是因为摘了会被注意。
他坐在榻榻米上,把右袖口第三颗纽扣拆下来,用指甲刀把线头剪齐,又重新缝上。缝完他才发现,自己的手在抖。
不是怕。是饿。他两天没吃东西了,从基隆码头回来就没进一粒米。但他不敢出门——魏正宏的副官八成在他门口蹲着。
他摸到枕头底下,那里藏着半包“新乐园“香烟和一只打火机。他点了一根,烟味呛进肺里,咳了两声。烟雾散开时,他盯着墙角那只旧皮箱——那是他进军情局时领的,里面除了换洗衣服,还压着一本手抄的《唐诗三百首》。不是他抄的,是他弟弟抄的。
他弟弟江一帆,1948年在厦门大学读书时失踪,后来他才知道,弟弟是中共地下党。1949年10月,厦门解放前三天,弟弟的尸体在鹭江道被发现,身上中三枪,怀里揣着一份没送出去的城防图。
江一苇没哭。他当时在台北,收到消息后只说了一句“知道了“,然后继续抄写机要文件。但那天晚上他把弟弟抄的《唐诗三百学》翻出来,翻到最后一页,弟弟用铅笔写了一行小字:
“哥,若你有一天要选,选活人的那边。“
他不知道弟弟说的“活人“是什么意思。直到1952年,他在机要室看到一份绝密文件——“台风计划“草案,上面写着:若反攻受阻,将在左营、高雄、基隆三港实施焦土政策,毁港毁船,不留给对岸。文件末尾签名:蒋介石。
他那天晚上又翻出那本《唐诗三百首》,看到弟弟那行字,忽然懂了。
活人的那边。不是活下来的人,是让更多人活下来的那边。
他抽完烟,把烟头摁灭在搪瓷脸盆里。然后站起来,从皮箱夹层里摸出一张折成小方块的纸——那是他昨晚从机要室带出来的,左营四点锚地真坐标的完整校验记录,比给林默涵的那页多了一行小字:
“10月20日03:00,旗舰'太昭号'率驱逐舰四艘、护卫舰三艘出港,航线经东经121.5、北纬22.6,目标——“
目标那两个字被他用指甲刮掉了。不是忘了抄,是不敢抄。因为那个目标,是厦门。
他盯着那两个被刮掉的凹痕,手指慢慢攥紧。然后他把纸折好,塞进袜筒,穿上鞋,推开门。
门外,副官果然站着。
“江秘书,处座等你。“副官面无表情。
江一苇点点头,把袖口纽扣又摸了一遍,确认缝牢了,才跟着副官走。
四、审
魏正宏的审讯室不在军情局大楼。在后面一栋日式平房里,窗户用黑布蒙了,灯泡上套着铁罩,光只照在中间那把椅子上。
江一苇被带进来时,魏正宏已经坐在角落的暗影里,手里转着一支钢笔——老赵的那支,从张启明身上搜出来的,笔帽螺旋里还残着微卷的碎屑。
“一苇,坐。“
江一苇坐下。椅子是铁的,冰凉。
魏正宏没开灯。他让黑暗裹着声音,像裹一块湿布:“你弟弟叫江一帆,对吧?“
江一苇的呼吸停了半拍。但他脸没动。
“1948年厦大,1949年死在鹭江道。身上有枪眼三个,怀里一份城防图。“魏正宏的声音很轻,像在念讣告,“你弟弟是地下党。你知不知道?“
“知道。“江一苇说。声音平得像念文件。
“你恨不恨?“
“恨。“
“恨地下党,还是恨自己没早些发现?“
“恨地下党“
魏正宏沉默了一会儿。他站起来,走到光区边缘,半边脸亮半边脸暗:“一苇,我兄长死在内战炮火里。我比谁都恨。但我恨的是理——地下党毁了我的家,我就要毁了他们。你呢?你恨的是理,还是恨你弟弟选了那边,你却选了这边?“
江一苇没说话。
魏正宏把钢笔放下,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照片——是“沪上号“货轮的出港记录,甲板统舱里一个抱婴儿的女人,侧脸模糊,但臂上的产后针眼位置清晰可辨。
“你老婆回基隆娘家了?“魏正宏问,语气像在聊天气。
江一苇的喉结滚了一下。
“基隆今早有雾,船不开。但'沪上号'昨夜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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