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他侧过头看了玲子一眼,那个目光很短暂,像是两个人在同一条窄巷里迎面走过时互相对了一下视线。他没有笑,也没有点头,只是看了一眼,然后移开了。
轮到玲子的时候,她把话筒从发言台上拿起来握在手里,而不是弯腰凑过去——那个动作比高城更随意一些,像是她更习惯站着说话而不是被固定在桌面的麦克风架住。她开口之前先沉默了两秒,像是在用自己的呼吸重新校准这间会议厅里的空气压力。
“高城先生刚才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港区需要能解决具体问题的人。我完全同意。他在企业法务领域做了很多年,我相信他确实替很多企业解决过具体的法律问题。”她停了一下,语速不快,每一个字之间的间隔都被控制得很均匀,“但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高城先生今晚有没有准备答案——当那些‘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案涉及公共资源分配的时候,你替谁解决?当码头仓库的租约、物流通道的审批、老旧社区的地块用途调整被写在合同里的时候,合同另一方的名字是谁?”
她的目光落在高城的方向,没有移开:“我在这里不指控任何人。但我想请高城先生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您代理过的那家物流公司,跟品川码头东侧第四号仓库的产权方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如果那间仓库的租约管理方式直接影响港区中小企业的运营成本,您在代理那家公司的时候,是否考虑过这个问题的公共属性?”
台下响起一阵极低极沉的私语声。那阵声音像一层被压在水面下的气泡,在安静的会议厅里缓慢地往上浮动,但没有破开水面。记者席上有人把录音笔往前推了几毫米,有人在平板上飞快地输入了一行字。
高城没有立刻回答。他站在发言台后面,双手依然交叠放在台面上,指尖的位置从那条拼接缝的中心向左挪了大约两指宽。那是一个极其微小的动作,如果不是台下那些记者的镜头一直对准他的上半身,几乎没有人会注意到。他开口时声音还是平的,语速还是均匀的,但那些句子之间的空隙比之前稍微多了一点点:“律师有职业保密义务。我无法公开客户的具体信息。但我和花山议员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我不会把一个需要遵守保密协议的问题拿到公开场合来讨论。因为我尊重规则,也尊重程序。”
“我完全理解高城先生不能公开客户信息。”玲子接话的速度比高城预期的更快,她像是已经在那里等着这个答案,像是一个在棋盘上早就把下一步落子位置算好的人,只需要等对手把棋子落在那个被她预先瞄准的位置上,“但律师的保密义务有一个界限——当客户的行为涉及公共利益时,律师有权也有责任进行审慎的独立判断。我不是在要求高城先生违反保密协议。我只是提出一个事实:那家物流公司涉及的公共利益,远远大于它作为一家‘客户’的隐私边界。如果高城先生认为把公共问题和客户隐私混为一谈是对规则和程序的尊重,那我只能说——我们对‘尊重’这个词的理解不太一样。”
台下的私语声比刚才大了一些。有人侧过头对旁边的人说了句什么,声音压得很低,但嘴唇的动作被另一排记者拍到了。高城没有再回应。他把话筒重新摆正,看向主持人的方向,像是在无声地示意“这个回合已经结束了”。
记者提问环节开始的时候,第一个站起来的是《每日新闻》政经部的记者,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戴着一副半框眼镜。他先对着高城提了一个问题:“高城先生,您在之前的公开活动中表示自己是以独立身份参选,没有任何团体支持。但据我们所知,港区商会今天下午在会前发布了一份非正式支持声明。请问您怎么看待这份声明与您‘独立身份’主张之间的关系?”
高城回答得很快,像是这个问题他已经提前准备好了答案:“商会发布那份声明是他们自己的决定。我没有要求,也没有促成。独立不是孤立,一个人可以在不依附于任何团体的前提下获得他人的认可。如果因为有人认可我就不算独立,那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家能独立参选。”
记者转向玲子:“花山议员,您刚才在发言中提到高城先生代理过的物流公司与码头仓库之间的关联。请问您是否有确凿证据支撑这个说法?还是在引用未经证实的网络信息?”
玲子说:“我在区议会上提过的那项码头仓库租约透明化审查提案,要求所有以公共码头名义签约的仓库租约在区议会上公开备案。如果那项提案通过,任何物流公司和码头仓库之间的关联都会自动暴露在公开信息中。我今晚提到这件事,不是因为我有某份需要保密的文件——而是因为一旦透明化审查机制成立,所有的问题都会有答案。我今天在这里说的话,就是在提前给那些答案铺路。如果有人觉得我在指证什么,那就请支持我的提案。等提案通过之后,大家都能看到答案。”
她的话落下去之后,记者席上有人放下笔,靠在椅背上,像是在消化那句“提前给答案铺路”的重量。高城站在自己的发言台后面,手指从台面上轻轻收起来放回了身侧,那个动作很自然,像是站久了之后换了一下重心,但如果有人从侧面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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