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让他摇摆的时间越长,他自己就会发现高城身上那些太干净的地方。
当天晚上,商店街街口那家吃茶店的老板收到了一封信,是松本亲自送来的。
信很短,只有两行字:明天下午四点,想借贵店请几位街坊喝茶。
不知道方不方便。
下面署了花山玲子的名字和电话号码。
吃茶店老板是个六十多岁的女人,这家店她开了将近二十年,从没被任何人以的名义借用过。
她拿着那封信站在柜台后面读了好几遍,然后拿起电话拨了信上那个号码。
电话接通之后她先报了自己的名字,然后说:花山小姐,明天下午四点,店里没有客人。
您来吧。
她的声音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她想了很久终于可以开口的小事。
第二天下午四点,街口那家吃茶店的暖帘被重新挂了出来——那是老板特意从柜子深处翻出来的旧暖帘,深蓝色的布面上已经有些褪色,但洗得很干净,在午后的阳光里泛着一层柔和的光泽。
店内的桌椅被重新摆过,原本散落在各处的三四张小桌子被拼成了一张长桌,桌面铺了一块洗得发白的格子桌布,上面放了几个杯子、一壶刚泡好的煎茶和几碟羊羹。
来的人比玲子预想的少一些——十几个人,不多,但也不算冷场。
面包店的老板娘来了,坐在长桌靠左的位置,面前那杯煎茶已经续了两次水。
花店的老板娘也来了,坐在她旁边,膝盖上放着一盆她今天早上特意挑出来的小盆栽,打算临走时送给花山小姐。
五金店的老板站在门口抽了一根烟才进来,坐在最靠外的位置,把茶杯挪到自己面前但没有喝。
还有几个玲子之前不认识的——一个在码头开小货车的司机、一家小型运输公司的年轻负责人、还有两个在品川那边做仓库管理的年轻人。
玲子坐在长桌的一端,面前也放着一杯茶,茶已经快凉了,但她没有续。
她没有拿任何讲稿、传单或笔记本,只是坐在那里,双手捧着那杯茶,看着坐在桌子两侧的这些人——他们看她的眼神和之前在商店街上不同,不再是你是来要票的那种审慎,而是你到底打算做什么的好奇。
第一个开口的是那个码头开货车的司机。
他大概四十多岁,手背上有一道被集装箱边角划过的旧疤,指甲缝里还残留着洗不干净的油污。
他把茶杯端起来又放下,像是想用那个动作给自己找一点说话的底气,然后开口了,声音不高,但带着一种已经憋了很久终于找到一个出口的闷劲儿。
花山小姐,我听面包店老板娘说你要动码头的仓库租约。
我就是在码头开货车的。
那批仓库的租金每年都在涨,涨了之后运费就得跟着涨,运费涨了之后客户就往别的物流公司跑了。
我们没处说理,因为那批仓库的租约合同上写的租金调整条款,我们这种小货运公司根本看不懂。
玲子看着他,说:你看不懂那份合同是正常的。
因为那不是给你看的。
那是给签发合同的人看的。
那批仓库的租约里有一条被藏在附加条款里的自动调价机制——不是根据物价指数调的,是根据周边同类型仓库的市场参考价调的。
而那个参考价,是由同一家物流公司自己每年上报的数据决定的。
换句话说,租金涨不涨、涨多少,由收租金的人自己说了算。
她说完之后站起来,走到柜台旁边,从老板那里借了一支笔和一张点餐用的便签纸,在纸上画了一条简短的折线图——一条缓慢上升的斜线。
她把那张便签纸推到长桌中央,让每一个人都能看到。
这条线是过去五年那批仓库租金的涨幅。
这条线——她在旁边又画了一条更平的线,是同一时期港区其他公共码头仓库租金的涨幅。
两条线之间的差距,就是你们多付的钱。
我不需要你们喜欢我,我只需要你们知道一件事——如果我当选,我会把这条线的倾斜度掰平。
没有人鼓掌,没有人说话,但那个货车的司机把那杯已经喝了三遍的茶又喝了一口,像要用那口茶把刚才听到的话咽下去再消化一遍。
花店的老板娘把那盆小盆栽往玲子的方向推了半寸,没有说话。
五金店的老板把茶杯端起来终于喝了一口,然后放回桌上,杯底碰到桌面时发出一声很轻的闷响。
那天晚上,港区的网上本地论坛和几个社交媒体群里开始出现一条匿名帖。
帖子的标题写得很中性——有人知道几年前港区东物流那起劳工诉讼吗?——但正文的内容写得很具体:提到了被告公司的名称、提到了庭外和解的结案方式、提到了原告方六人的签名收据。
帖子的措辞没有做出任何指控,只是把事实列了一遍,然后问了一句:这么多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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