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是《关于在航空器内犯罪和其他某些行为的公约》,签署于1963年。
两个公约之间存在补充关系——1971年公约是对1963年公约中关于‘非法干扰’定义的补充和细化。
但这两个公约的管辖权条款存在一个法解释学上的内部矛盾。
《东京公约》采用航空器登记国管辖权原则,《蒙特利尔公约》在此基础上增加了降落地国管辖权作为补充。
当一个未持有任何飞行资质的普通公民在航空器登记国与降落地国均非其国籍所在国的情况下,进入驾驶舱操作飞机——他的行为受哪个国家的法律管辖?
两个公约都用了‘非法干扰’这个词,但在各自文本中这个词的外延不一致。
夫人的问题是基于一个隐含假设——这两个公约可以无缝衔接适用。
但实际上,在这类极端案例中,两个公约的条款之间的法律缝隙远比学术界已有的讨论更大。”
“这个缝隙,”他停了一瞬,目光平静地落在九条玲子的眼睛上,像是在等她自己来接这句话,“恰好是行为合法性的来源。”
整个讲堂安静了很长时间。
橘美和放在桌上的左手,五根指尖微微发白。
她屏住呼吸的时长已经超出了一个正常呼吸周期。
她忘了。
部长手里那份讲稿的边角被手指反复折了三次又展开。
那个动作他自己大概也没注意到。
教授们全都不说话。
有一个教授摘下眼镜哈了口气,用衣角慢慢擦拭,镜片上其实没有雾气。
九条玲子没有立刻回应。
她把双手交叠在讲台边缘,身体微微前倾。
那个姿势让龙崎真想起昨天八岐猛跪在地上说出的那个名字——九条玲子,娘家姓花山院,从江户时代就是替宫里做纺织的御用商人。
她身上有一种极沉极稳的气度,就算被人指出提问有误,也不会慌乱,不会急于辩解,只是审视——用更冷静也更危险的目光重新估量面前这个人。
“很好的提醒。”
她终于说话了,音色没有任何变化,依旧是那种能让新生们觉得被温柔注视的语调。
“《东京公约》和《蒙特利尔公约》在管辖权条款上的衔接问题确实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细节。
龙崎同学能把两个公约的签署年份、核心条款差异以及‘非法干扰’在不同文本中的外延矛盾都信手拈来,这样的法学素养在新生中确实难得。
我刚才举《蒙特利尔公约》时本来想问的是管辖权冲突问题,但顺序上先提了《东京公约》——这让问题本身变成了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
她说到这里笑了一下,偏过头,目光从龙崎真身上移开,扫了一圈整个讲堂。
“各位同学,刚才这一幕就是法学教育最核心的价值——不是背诵法条,而是在该发现问题的地方发现问题。
我很高兴今年法学部能有这样一位新生。”
掌声响起,比之前任何一次都更持久。
学生们脸上带着还没完全消化的震惊,但手掌已经诚实地合在了一起。
龙崎真站在台阶上,微微颔首。
他知道她在找台阶,他给了。
她接住了,还顺势把这场交锋包装成了一个她故意设计的教学案例。
两个人都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
两个人都不会说。
九条玲子的目光在他身上停留了最后一秒。
不是在评估——这个层面的试探已经没有必要了。
是某种更复杂的考量:她拿到的内部报告上只写了劫机案的航班号、涉事人员基本信息,以及一名二十岁出头“协助降落”的乘客姓名和大致身高。
但报告不会告诉她——这个年轻男子谈起法律来可以像她当年的导师一样精准;他拆解她提问时指腹不自觉地轻叩座椅靠背,那分明是某种更冰冷的、不带情绪的边界试探。
这个人身上还有多少份报告里没有的东西,她需要好好想清楚。
“说到航空法条,”前排有个戴眼镜的男生举手站起来,大概是觉得自己问的问题跟刚才的专业交锋相比有点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个更基础的问题——龙崎同学刚才是怎么把这么多法条全都记住的?
有什么特殊的记忆方法吗?”
讲堂里的气氛一下子松下来。
有人笑了,另外几个方向也有人跟着举手,大概是想问更轻松的话题,比如“你真的没有飞行执照吗”或者“降落的时候你在想什么”。
学生们被刚才那场法学交锋压得有点紧张,现在终于找到了释放的出口。
龙崎真在台阶上转过身,手从椅背上收回来,对着那个戴眼镜的男生笑了一下:“用笔记本记的。
飞机上有Wi-Fi。”
所有人都知道他坐的那架飞机被劫持了,不可能有W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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