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的最后一丝溽热,终于被渐起的秋风吹散,夜色中的槐树巷,透出几分凉意。
希望家那扇吱呀作响的房门内,一盏瓦数很低的白炽灯,在屋顶投下昏黄而局限的光晕,勉强照亮了炕头方寸之地,却照不亮苦妹心中那弥漫无边的黑暗与不舍。
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她的希望,她的命根子,就要离开这片狭小的天地,奔赴那座只在电视里见过的、遥远而辉煌的京城了。
这件事像一把生锈的钝刀,在苦妹早已千疮百孔的心上来回拉扯,带来的不是尖锐的疼痛,而是一种缓慢的、弥漫性的、几乎让她窒息的绝望。
她强撑着病骨支离的身体,靠在希望为她细心垫高的被褥卷上,身上盖着那床虽然打着补丁、却散发着阳光味道的薄被。
她没有丝毫睡意,那双被岁月和病痛磨去了所有光彩的、浑浊不堪的眼睛,此刻却像是燃尽了最后灯油的灯芯,迸发出一种异常明亮、却又异常脆弱的火焰,死死地、贪婪地、仿佛要将生命都灌注进去一般,凝视着坐在灯下的儿子。
希望正低着头,就着那昏黄的灯光,最后一次整理他的行囊。那个半旧的帆布行李箱敞开着,里面是他全部的家当和未来:几件邻居们凑钱买的、略显宽大的新衣,那本陪伴他无数个深夜、边角早已磨损卷曲的《新华字典》,几个崭新的笔记本,还有那个被他用干净塑料文件袋仔细封装好的、沉甸甸的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
他的动作很慢,手指轻柔地抚过每一件物品,像是在进行一场无声的告别,与过去的苦难告别,也与眼前这即将远离的、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告别。
苦妹的目光,如同最粘稠的蛛丝,缠绕在儿子年轻而专注的侧脸上。
她看着他微蹙的眉头,挺直的鼻梁,紧抿的、透露着与他年龄不符的坚毅的嘴唇……这是她的儿子,她在这冰冷残酷的人世间,挣扎求存几十载,唯一真正属于她的、不曾背叛她的温暖,是她活下去的全部意义,也是她即将面临的、漫长而无望的离别的根源。
一股混杂着悲伤、担忧和不舍的洪流,猛地冲垮了她勉力维持的堤坝。
泪水,滚烫而汹涌,瞬间决堤,无声地漫过她深陷的眼窝,顺着那布满沟壑、写满风霜的脸颊,肆意流淌,滴落在胸前粗糙的衣襟上,留下大片深色的、冰冷的湿痕。
她不敢发出声音,甚至连大声喘息都不敢,只能用那仅剩的、微弱的力气死死咬着早已失去血色的下唇,任由那咸涩的液体模糊视线,任由胸腔里那股闷痛如同海啸般反复冲击着她残破不堪的身体。
在这离别的前夜,在死亡阴影和骨肉分离的双重煎熬下,她那原本因疾病而时常昏沉混乱的思绪,此刻却变得异乎寻常的清晰,如同被冰冷的雨水洗刷过一般。
那些她努力想要遗忘、刻意深埋的悲惨过往,如同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带着血淋淋的细节,一幕幕、一帧帧,无比清晰地在她脑海中疯狂闪现。
她出生在1960年那个饥饿的年代,从呱呱坠地那一刻起,就被奶奶视为带来厄运的“灾星”。只因为她是个女孩,又生在青黄不接的灾年。奶奶的咒骂和冷眼,是她童年最早的记忆。爷爷奶奶把她当作家里的扫把星,动辄打骂,吃不饱穿不暖是常态。
而她那懦弱的父母,在那个讲究“孝道”、长辈权威至上的家庭里,连大气都不敢喘,更别提为她撑腰。她像一棵石缝里的小草,在冷漠和虐待中,顽强而卑微地活着。
长大后,为了给弟弟换彩礼,她被迫嫁给了一个带着儿子的中年矿工,冯金山。原以为离开了原生家庭是解脱,却不知是跳进了另一个火坑。
婆婆刁钻刻薄,把她当作家里的免费长工和出气筒。冯金山性情暴戾,喝醉了酒对她非打即骂。
那个所谓的“家”,对她而言,只是另一个需要时刻小心翼翼、充满了恐惧和屈辱的牢笼。
直到后来,冯金山在一次矿难中死了。她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被婆婆骂作“克夫”的扫把星,带着几件破衣裳,无情地赶出了家门。
无奈之下她只能回到娘家,而她那对懦弱的父母,也在她回去后没多久,相继郁郁而终。天地之大,她竟无处可去,无人可依。恶人奶奶和她的弟媳竟容不下她。
她开始了真正流浪乞讨的生活。睡过漏风的破庙,蜷缩在冰冷的草堆里,听着野狗在远处吠叫;捡过垃圾堆里的残羹冷炙,和野狗争食;在建筑工地上给人做过饭,却差点被心怀不轨的工头欺负;被人骗进过黑作坊,没日没夜地干活,却拿不到一分钱,最后是趁着看守没注意,从围墙拼命爬了出来,才逃出生天。
就在她以为自己会像野草一样无声无息地枯萎死在某个角落时,她遇到了王建国(希望的爸爸),一个看起来老实巴交的农村老光棍。
他收留了她,给了她一个暂时遮风避雨的地方。她以为自己终于找到了依靠,拼了命地干活,去煤场卸煤,喂鸡,想把那个“家”经营好。可那个男人,骨子里同样是自私和愚昧的。他看上的只是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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