咳嗽声和孩子的哭闹声。
各种陌生的声响和气味,让她感到极度不安。她紧紧攥着铁盒子,心里充满了对明天的忧虑。
住处如此艰难,工作又该怎么找?她这个不识字、没有介绍信、也没有任何依靠的人,真的能在城里找到活路吗?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苦妹就离开了那个令人窒息的棚户。她用冷水拍了拍脸,强迫自己振作起来。她必须找到活干,否则连那个棚户都住不起了。
她开始沿着县城的街道,一家店铺一家店铺地询问。供销社、国营饭店、理发店……结果和找住处时一样,一听到她识字不多,没有介绍信,几乎所有人都摇头摆手。
“识字不多?我们这要开发票的,不行不行!” “没介绍信?谁知道你什么来历?我们这可是国营单位!” “去去去,别耽误我们干活!”
一次又一次的碰壁,让苦妹的心一点点沉下去。她原本以为城里机会多,只要肯卖力气就行。可现在她才发现,在这个看似繁华的地方,她这个识字不多、没有身份、衣着破烂的农村寡妇,连卖力气的资格都几乎被剥夺。
一个上午过去,她走得脚底磨出了新泡,饥肠辘辘,却一无所获。
看着街上那些穿着整齐、似乎都有稳定工作的人们,一种巨大的孤独和无助感,几乎要将她吞噬。
她花了两分钱,在一个老太太摆的摊上买了一个最便宜的、冰冷的玉米饼子,蹲在墙角,小口小口地啃着,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强忍着没有掉下来。
下午,她不再去那些看起来“正规”的店铺了,那无异于自取其辱。
她转而钻进了更狭窄、更肮脏、管理似乎也更松散的小巷。这里有一些私人开的小吃摊、修理铺,环境杂乱,但或许规矩也没那么多。
在一个散发着浓郁油烟和食物香气、地面满是油污的巷口,她看到一家连招牌都没有、只在门口支着个破旧棚子的小饭馆。
里面桌椅歪斜,几个穿着邋遢的汉子正光着膀子喝酒划拳。
一个系着看不出原色围裙、满脸横肉的胖女人,正站在门口一个大盆前,费力地搓洗着堆积如山的碗碟,盆里的水浑浊不堪,飘着油花和食物残渣。
苦妹犹豫了一下,还是走了过去,对着那胖女人,用几乎耗尽最后勇气的、带着浓重口音的声音问:“老……老板娘……您这儿……要人洗碗吗?”
那胖女人停下手,撩起围裙擦了把汗,眯着眼打量苦妹。她的目光不像之前那些人那样充满直接的嫌弃,更像是在掂量一件工具能用多久。“洗碗?工钱可不高,管两顿饭,一个月十块,干不干?”她没问介绍信,也没问识字,只问了最实际的问题。
十块!比工地被克扣后还要少!但“管两顿饭”这几个字,对此刻饥肠辘辘、走投无路的苦妹来说,有着无法抗拒的吸引力。
“干!我干!”苦妹几乎是迫不及待地回答,生怕对方反悔,“我洗得干净,手脚麻利!什么脏活累活都能干!”
胖女人——也就是这家小饭馆的老板娘,姓孙——用下巴指了指旁边一个更大的、泡满了油污碗碟的木盆,和一堆黑乎乎的抹布:“喏,就这些,先把这些洗完。让我看看你的手脚是不是真像你说的那么利索。”
苦妹没有丝毫犹豫,立刻挽起袖子,蹲下身,将手浸入了那盆冰冷、油腻、刺鼻的脏水里。
碱水杀得她的手一阵刺痛,但她仿佛感觉不到,只是拿起丝瓜瓤,用力地、一遍遍地擦洗起来。她洗得极其认真,速度也很快,那双看似瘦弱的手,却蕴含着长期劳作积累下的惊人耐力和效率。
孙老板娘在一旁看着,脸上横肉动了动,没说什么,但眼神里的审视稍微缓和了一点。
从下午到晚上饭点,再到深夜客人散尽,苦妹几乎没有停歇。除了洗碗,她还主动帮着擦桌子、扫地、倒垃圾。
她像一台突然上了发条的机器,不知疲倦地运转着,用高强度的劳动,来换取这处新的、同样卑微不堪的立足之地。
当最后一只碗被摞好,苦妹累得几乎直不起腰,双手因为长时间浸泡和摩擦,又红又肿,火辣辣地疼。
孙老板娘给她两个冰冷的玉米饼子和一小碟咸菜:“喏,今天的饭。后面棚子里有个角落,自己找地方铺点东西睡。明天早点起来,活儿多着呢!”
所谓的“后面棚子”,就是饭馆后墙倚着搭出来的一个狭窄空间,堆满了煤球、烂菜叶、空酒瓶和各种破烂,空气中弥漫着比昨晚那个棚户更浓烈的霉烂和腐败气味。
苦妹在角落里清理出一小块稍微干净点的地方,从自己包袱里拿出那件破棉袄铺上,这就是她的新“家”了。
她蜷缩在冰冷的棉袄上,啃着干硬的饼子,听着前面街上隐约传来的、属于县城的夜生活的声音,以及棚子里老鼠窸窣跑动的声响,心里五味杂陈。
她终于还是在城里“找到”了工作,依然是最脏最累、被人瞧不起的洗碗工,工钱甚至比工地还少。她依旧不识字,依旧没有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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