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得好,会有人嫉妒;你做得不好,会有人嘲笑。既然如此,不如按照自己的心意活着。
基金会成立后,第一个项目是资助云南山区的一所小学。温见宁没有委托第三方,而是亲自去了一趟。
那是她第一次深入中国西部的贫困山区。车子在盘山公路上开了六个小时,最后一段路甚至要步行。小学建在半山腰,只有三间简陋的教室,一百多个孩子挤在一起上课。
校长是个五十多岁的老教师,在这所学校教了三十年。他带着温见宁参观学校,介绍情况:“教室是八十年代建的,现在屋顶漏水,墙也开裂了。孩子们大多数是留守儿童,父母外出打工,跟着爷爷奶奶生活。”
温见宁看着那些孩子——他们穿着不合身的衣服,但眼睛很亮,读书的声音很响亮。
“基金会可以资助重建校舍,改善教学条件。”她对校长说,“但我想问,除了硬件,你们最需要什么?”
校长想了想:“老师。我们这里条件艰苦,年轻老师不愿意来。现在六个老师,平均年龄五十岁。孩子们需要新鲜的知识,需要看到外面的世界。”
回香港后,温见宁召集基金会团队开会。“除了建新校舍,我们要设立山区教师补贴,提高待遇吸引年轻教师。还要建立远程教育系统,让山区的孩子也能听到名校老师的课。”
谢景行补充:“可以组织香港有兴趣的大学生去支教,作为社会实践。团团,你联系一下香港的几所大学,看能不能合作。”
谢怀瑾点头:“好。我让集团的人力资源部协助,把支教经历纳入员工的社会责任考核。”
这个项目从启动到完成,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新校舍落成那天,温见宁和谢景行再次来到云南。看到崭新的教学楼、明亮的教室、完善的体育设施,还有孩子们脸上灿烂的笑容,温见宁觉得,这一年的辛苦都值了。
更让她感动的是,谢家的第三代也参与进来了。
允知当时八岁,听爷爷奶奶说起山区小学的事,主动提出要捐出自己的压岁钱。“我可以少买点玩具,把钱给那些小朋友买书。”他很认真地说。
曦曦七岁,画了一幅画让妈妈寄到云南——画上是香港和云南的小朋友手拉手,中间有一座彩虹桥。
知行六岁,想法最实际:“我可以教他们编程吗?等我学会了,就教他们。”
孩子们纯真的善意,让温见宁看到了慈善的另一种意义——不仅是帮助别人,也是教育自己。
云南项目成功后,基金会陆续启动了其他项目。医疗基金资助了内地一家儿童医院的罕见病研究中心;文化基金在贵州建立了传统苗绣传承基地;环保基金在西北参与了植树造林项目。
每个项目,温见宁都亲自过问,定期听取汇报,确保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她不接受任何商业冠名,也不搞隆重的捐赠仪式,只要求项目方提供详细的进展报告和财务审计。
这种务实作风,渐渐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尊重。连最初说风凉话的那些人,也不得不承认:谢家做慈善,是认真的。
三年后,基金会运作已经步入正轨。温见宁和谢景行决定,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慈善事业中。
那年的结婚纪念日,谢景行送给温见宁一份特殊的礼物——一份经过公证的遗嘱。遗嘱中写明,他们名下的一部分资产的百分之十,在两人去世后将转入谢温慈善基金会,确保基金会能够长期运作,虽然只有百分之十,但是对于谢家这个庞然大物来说也是非常巨大的。剩下的百分之九十三个孩子平分。
“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纪念日礼物。”谢景行说,“让我们的爱,以另一种方式延续。”
温见宁握着那份文件,眼眶湿润:“景行,谢谢你。”
“该说谢谢的是我。”谢景行握住她的手,“是你让我明白,财富的真正价值,不是积累,而是分享。”
这件事他们只告诉了三个孩子。谢怀瑾、柚柚、闹闹知道后,非但没有反对,反而都表示会追加捐赠。
“爸妈,你们的决定我们支持。”谢怀瑾说,“而且我们三个商量过了,等我们老了,也会效仿你们,把一部分资产捐给基金会。”
柚梨说:“艺术的价值在于分享。我的画廊将来也会成立专项基金,支持青年艺术家。”
闹闹最实在:“我的科技公司已经设立了‘创新公益’部门,专门研发帮助弱势群体的产品。这是薇薇的主意,她说科技应该让世界更美好。”
看着孩子们的理解和支持,温见宁心里满是欣慰。这就是她想要的一—慈善不是一代人的事,而是一个家族的传承。
随着基金会的影响越来越大,温见宁开始收到各种邀请——慈善晚宴、公益论坛、颁奖典礼。她大多数都婉拒了,只选择性地参加一些真正有意义的。
有一次,她受邀参加一个国际慈善论坛。论坛上,有位西方慈善家问她:“谢夫人,您做慈善的动机是什么?是为了社会声誉,还是宗教信仰?”
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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