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天还蒙蒙亮,李乐就开车出了小区。
清晨的沪海湿漉漉的,黏糊糊的,高架两旁的楼宇在薄雾里只露出些模糊的轮廓。车流还不算多,电台里放着早新闻,主播的声音在播报国庆黄金周的天气预测,平直,没有起伏。
到宾馆接了哈贝马斯和爱丽丝大妈。
老头精神还行,只是眼袋有些重,想是昨晚没睡踏实。
爱丽丝大妈则依旧一丝不苟,深蓝色的套装,头发梳得服帖,手里提着个小小的登机箱,另一只手扶着老爷子的胳膊。
行李不多,就两个托运的箱子,塞满了这些天收到的礼物和各种书。
去浦东机场的路上,哈贝马斯一直望着窗外,那些飞速掠过的工地、厂房、广告牌,在他灰蓝色的眼眸里投下流动的影子。
爱丽丝大妈偶尔低声和他说几句,老爷子点点头,又摇摇头,目光还是落在远处。
李乐从后视镜里瞥见,觉得这老头此刻不像个名满天下的学者,倒像个即将结束长途旅行的、略带倦怠的普通老人。
办登机手续,托运行李,安检口前。
“这次来,收获很大。”哈贝马斯开口,声音有些干涩,他清了清嗓子,“不光是讲座,是看到了……一种可能性。一种在快速变化中,试图建立秩序和意义的努力。这努力很艰难,也很……生动。”
李乐点点头。
哈贝马斯从随身的旧皮包里摸索了一会儿,掏出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册子很旧了,暗绿色的封面已经褪色,边角微卷,纸页像被时光烘焙过,透着干燥的焦黄色。
他递过来。
“这个,给你。”
李乐双手接过。封面上是德文,黑色字体,排版朴素得近乎寡淡。
“Über den Widerspruch in Schellings Denken”(《论谢林思想中的矛盾》),下面是作者名:Jürgen Habermas,字很小。出版年份是1948年。
“这是我出版的第一本书。”哈贝马斯摘下眼镜,用衣角慢慢擦拭镜片,“那时候我刚从海德堡大学毕业,还是个无名小卒。印了五百本,后来也没有再版。大部分送给了老师和朋友,剩下的堆在地下室里。五二年那场洪水泡坏了不少。”
他戴上眼镜,看着李乐手里的册子,“现在大概只有一些图书馆的旧书库里还能找到。我想,它或许……有一些纪念意义。”
李乐的手指轻轻摩挲着封面,仿佛能触到五十多年前那个年轻学人的指尖。他把册子翻到扉页,上面是哈贝马斯用钢笔写下的字迹,德语,蓝色墨水,笔锋沉稳:
小心地翻开扉页,内页的纸张更薄,几乎能透见背面的字迹。纸张已经发脆,翻动时发出细碎的声响。带着旧书特有的、微酸的香气。
扉页的空白处,老爷子用钢笔写了几行字,墨迹是深邃的蓝黑色,力透纸背,却又带着老年人特有的、不易察觉的微颤。
“致李乐,
思想不是在真空中生长,而是在具体生活的土壤与裂隙中挣扎着探出头颅。
你脚下的这片土地,正提供着人类集体经验中一片无比丰饶、也无比复杂的试验场。
不必急于寻找答案,甚至不必急于建构体系。
观察,感受,追问,尤其是追问那些被宣称“理所当然”的事物。
保持你清醒的怀疑与同情的理解,这或许比掌握任何理论都更为重要。
对话的可能,存在于对矛盾的真切体认之中。愿你的道路,始终与这体认同行。
PS:追逐现象不等于拥有现象。你所看见的,永远是你自身的一部分。继续走,继续问,继续怀疑。真理不是财产,是一条路。
于沪海
Jürgen Habermas 2006.9”
李乐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完。
这不像通常那种“祝你前程似锦”的客套赠言,它更沉,更像一份嘱托,或者一种期许。他把册子合上,抬起头,很认真地说,“谢谢您,博士。我会好好读。”
哈贝马斯笑了笑,眼角的皱纹深了些,那笑容里有种如释重负的坦然。他伸出手,轻轻拍了拍李乐的肩膀。
“有问题,随时给我发邮件,打电话。”他说,“明年,我希望能在施塔恩贝格见到你。到时候我们可以继续聊那些没聊完的话题,比如,你的网络社群。”
他用了“你的”这个物主代词,说得自然,仿佛那个研究本就是李乐应许的领地。
“一定。”李乐说。
登机广播响了,是哈贝马斯那趟航班。爱丽丝大妈已经提着随身小包站在不远处等候。老爷子站起身,和李乐握了握手。他的手干燥,微凉,但握得很用力。“保持联系,年轻人。”
“一路平安,教授。”
看着那身材高瘦的老人的身影慢慢消失在登机通道的拐弯处,李乐在原地站了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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