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对话。
稿纸的空白处写满了批注,有的地方画了三角,有的地方画了问号。邹杰用铅笔在几个关键段落下面画了线,李乐用红笔在旁边补充论点。两人都不急,琢磨完了再接着谈。
办公室里的气氛,从最初略带尴尬的客气,变成了偶尔有争论的交流。好像,两人的身份,不是一个博士生和一个已经是硕导的讲师。
“你这篇东西,准备什么时候发表?”李乐问。
邹杰犹豫了一下,“本来想等课题结题之后再投。怕提前发了,影响课题的评审。”
“影响什么?”李乐摆摆手,“你这篇虽然是课题的一部分,但已经是独立的、完整的论文了。而且,论文的时效性,你比我更清楚。反正你改完就投,别等。”
邹杰看着李乐,眼神有些复杂。在学术圈,课题成果的发表顺序是很有讲究的。通常,课题负责人要先发总论性的文章,然后合作者再发各自的部分。
如果合作者抢先发了,有“抢功”或“不尊重负责人”的嫌疑。
李乐这么说,等于是给了他很大的自主权。
“你真这么想?”邹杰确认道。
“你以为?”李乐笑了,“课题是课题,论文是论文。你这篇东西,质量摆在这里,早发早好。再说,课题评审看的是整体质量,不会因为你发了一篇好论文就扣分,反而会加分,说明我们这个课题,确实产出了有分量的成果。”
邹杰沉默了几秒,他端起那杯已经微凉的咖啡,抿了一口,凝在舌根的涩味让他微微蹙眉。
他看着李乐,看了好一会儿,那目光里有审视,也有犹豫。
“谢谢。”他说。
“谢什么?”李乐摆摆手,“你要是为把你拉进课题的事儿,真没必要。”
“就像之前我说的,有些人喜欢说学术无国界,可做学问的人有国界。在这个前提下,有些事就是一荣俱荣的。你做出了好成果,对整个课题组都有好处。再说,我们也用了你的东西,不是么?不是谁照顾谁,是互相需要。”
这话说得很直白,也很实在。
邹杰没再说什么,又低低地说了声,“谢谢。”
李乐知道他在谢什么,笑了笑,站起身,
“行了,别谢来谢去了。走吧,到点了。”
邹杰也起身,把论文稿仔细收好。两人一起往外走。
“你在沪海待几天?”邹杰问。
“怎么,想请我吃饭?”
“你挑地方。地道的本帮菜,还是其他地方菜系,随你点。”
李乐摇摇头,“算了,等课题评审的时候,你来燕京请,要不然,那俩货得说我吃独食。”
“行,那就说定了。那,我这算不算半道上车?”
李乐停下脚步,转身看着邹杰,半晌,说道,“不算。你这算上了贼船。”
邹杰一愣。
“要敢跳船,”李乐伸出手,“腿打断。”
“嗯。”邹杰伸出手,握在一起。。
。。。。。。。
下午的研讨会在逸夫楼的一间小会议室举行。规模不大,只有二十多人,除了哈贝马斯和李乐,就是复大的几位校领导、哲学系、社系的一些教授、还有特邀的几位沪上其他高校的学者。规格很高,讨论也很深入。
气氛比上午的讲座更收敛,也更锋利。
学者们的问题更专注,直接切入哈贝马斯理论内部的缝隙,交往理性的普遍主义预设,在面对极端文化差异时的适用性,公共领域概念在非西方语境中是否需要重构,沟通自由与社会规范之间的张力如何化解。
哈贝马斯今天的状态格外松弛。
提问越尖锐,他回应得越从容。他不再刻意简化概念,而是与提问者站在同一理层,用同样精密的思想工具对谈。
他引用韦伯,引用涂尔干,引用米德,也引用他自己六十年代的早期著作,那些被后来反复修订、批评、再修订的文本,像一座结构繁复的建筑,被他信手拆解。
李乐夹在中间,像一座桥。
他知道,这种场合与燕京央校那种需要“稳妥”的讲座不同,与社科院那种偏重哲学人类学的纯学术报告也不同。
此刻在座的,都是行家,更有在德国留学工作研究多年的大家。
李乐倒也不怵,对克里克特教授的魔鬼训练有足够的信心。只依着每一句翻译都必须精准到近乎刻板,任何一个概念的偏移都会被捕捉、追问、放大,以一种不失真的方式,穿越语言的屏障,抵达这些人的耳朵。
他听到“Verständigung”时,不再译为泛化的“沟通”,而是选择了更贴合胡塞尔—舒茨传统的“相互理解”。
听到“Lebenswelt”时,放弃之前用的“生活世界”,而用了现象学脉络里的“生活领域”。
听到“ kollektive Identität”时,在“集体认同”和“群体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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