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了,有没有兴趣来院里?我们外文所、哲学所,都缺这样年轻又有底子的苗子。这德语水平,这哲学功底,这临场反应,是个做比较哲学的好料子。”
“这点场面活儿,算不得什么。真要吃这碗饭,还得坐更久的冷板凳,再说,这小子,杂的很,但主项,还是社会学那边,再说了,”曾昭仪瞥了副院长一眼,“现在那套晋升考核,论文、项目、帽子,层层叠叠的,未必适合这小子。”
副院长听出他话里的意思,也不强辩,只是笑道,“你呀,就是护犊子,不过这话我放这儿,只要他愿意来。”
坐在曾昭仪另一侧的万俟珊,听着两人的低声细语,对老头一本正经的口是心非,只觉得好笑。再看台上的李乐,怎么看怎么帅气。
一阵阵掌声和沉默中,演讲进行到了结尾,哈贝马斯没有给出一个斩钉截铁的结论。
他只说,人类的伦理自我理解,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往哪边走,取决于我们是否有勇气和能力,在技术重塑一切的今天,重新学会对话。不是独白,不是宣言,不是那种“我说你听”的单向输出,而是真正的、彼此回应的、愿意被对方说服的交谈。
李乐译完最后一句,合上文件夹。他的声音在空荡的礼堂里落下最后一颗字,像石子沉入深潭,涟漪一圈圈荡开,然后便是寂静。
大约过了两三秒,掌声才响起来。起初是零星的、试探性的,随即汇成一片,涨潮一般,从第一排推到最后一排,又从最后一排漫回来,将整个圆形礼堂淹没其中。
李乐微微欠身,退后半步,将讲台中央让给哈贝马斯。老爷子再次向台下致意,那略显笨拙的鞠躬里,有一种老派人特有的庄重。
而李乐的额角已渗出细密的汗珠。这一小时四十分钟,精神高度紧绷,不亚于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思维搏击。
演讲结束,接下来是研讨和提问环节。
台下立刻举起了一片手臂,如同雨后森林里冒出的蘑菇。
提问者来自各个领域:伦理学的、科技哲学界的、社会学界的,甚至还有两位研究法哲学的教授。
问题五花八门,有的紧扣演讲内容,要求进一步澄清“话语伦理”在具体生物伦理争议中的应用,有的则更具挑战性,质疑哈贝马斯理论在非西方文化语境中的普适性,还有的则结合当下科技发展的现实,询问其对基因技术监管的启示。
气氛比刚才更加活跃,也更具挑战性。
李乐的工作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不再仅仅是单向的传译,而是成了双向的桥梁。
他需要迅速理解提问者的问题核心,用简洁清晰的德语转述给哈贝马斯,同时,又要将哈贝马斯那带着思辨色彩、偶有长句的回答,精准而流畅地翻译成中文,确保提问者和在场听众都能准确理解。
这又是一个对反应速度和专业素养的极大考验,好在李乐准备充分,且对相关领域涉猎颇广。
他时而侧耳倾听,快速在笔记本上记下关键词;时而转向哈贝马斯,复述问题,重点突出,待哈贝马斯回答完毕,他又立刻转向观众,用中文清晰传达,遇到特别复杂的概念,还会稍作解释性补充。
“这位老师的问题是,”李乐转向一位,“在您的话语伦理框架中,如何确保所有相关者都能有效参与讨论?”
“比如,在涉及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的议题上,胚胎本身作为潜在的、未来的相关者,其声音如何被代表?这是否会陷入一种代表的伦理困境?”
问题很犀利。李乐翻译时,特意强调了“代表”和“困境”两个词。
哈贝马斯听完,沉思片刻,缓缓答道,“Eine schwierige, aber entscheidende Frage. Der Anspruch......nicht vergessen wird.”
李乐略一思索,“这是一个艰难却至为关键的诘问。代表未来世代利益的主张,确为任何关乎未来的伦理学都无法绕开的根本难题。”
“在话语伦理的构想中,要害并非越俎代庖,替无法发声者代言,仿佛我们能确知其所欲。”
“其精义在于,要求吾人于当下的论辩之中,蕴含一种反身性的自觉,将那些可能的、未来的视角与利益,系统地纳入考量范畴。关键在于,将倘若他们在场,将会如何?这一设问,通过特定的程序设置,使之不至于在当下的决策中被漠视或遗忘。”
“反身性的自觉”、“纳入考量范畴”、“程序设置”,这些词,抓住了哈贝马斯回答的核心,又用清晰的中文将其层次分明地呈现出来。提问的教授听后,沉思着点了点头,在本子上记录着什么。
整个提问环节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气氛热烈而有序。
李乐始终站在哈贝马斯侧后方一步之遥的地方,神情专注,如同一个精准而高效的枢纽,在德语与中文、提问者与回答者之间穿梭。
不仅传递语义,有时还会在征得哈贝马斯同意后,对某些过于专业或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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