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女工靠着行李唱歌,唱着新编的铁路歌。
路过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时,又上来一批人。
有去挖煤的,有去当老师的,还有几个刚从技校毕业的技术员,拿着瓦列里批下的介绍信。
其中一个姑娘叫妮娜,二十岁出头,背着半箱书。
别人问她怕不怕,她摇头:“我在莫斯科学了一身手艺,不是留着压箱底的。”
大家又笑。
西伯利亚的冷,逐渐在年轻人眼里,成了另一种可以点燃的东西。
到了安置点,接待站的干部们早早就烧好了火墙。
热汤,黑面包,棉被,毡靴,一样不少。
墙上贴着新告示,写着工资补贴和分房标准。阿纳托利被分到铁路工区,柳德米拉进了新设的电报站。
两个孩子当天就进了临时学校。
库兹明在木工组拉琴,妮娜被分到北部一个农庄。
他们这一批人,成了西伯利亚新一轮建设里最早落下根的人之一。
后来,有人把他们在专列上唱的歌记下来,说这歌没名字,就管它叫“东方开垦调”。
再后来,这调子越传越远,从西伯利亚传回莫斯科。
瓦列里有一次开完会,在广播里听了一小段。他靠在椅背上,闭着眼,嘴角浮起一点笑。
谢尔盖问他笑什么。
他说:“我不在这首歌里,可这歌里有咱们。”
谢尔盖听不懂,又不好意思问,只在一旁干笑。
瓦列里没解释。他心里清楚,西伯利亚那么大,光靠一道命令和一列火车,是暖不过来的。
得靠人们。
>>>点击查看《二战,我在苏俄当少尉》最新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