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尔盖笑了笑。
“二十多岁人了,哪还能再长。”
母亲也不接话,只帮他把皮箱拎过去,转身就朝车站外那辆借来的马车走。
母亲在梁赞城郊的院子里种满了洋甘菊和几架子的菜豆。
那几箱蜜蜂还没分箱,在院角嗡嗡的叫唤。
谢尔盖站在院子里,像把所有硝烟和文件都隔在矮篱笆外。
夜里吃饭,母亲端上炖土豆和腌黄瓜,又给他切了几片从邻居家换来的熏鱼。
她坐在旁边,看着他吃。
问他在莫斯科累不累,又问他部队里的事。
谢尔盖拣些轻快的说,说克里姆林宫里的灯总亮到很晚,说瓦列里现在每天要开五场会。
母亲听了,只说了一句:“他忙,你们也跟着忙,但你要记住了,忙可也得吃饭。”
谢尔盖点头,把最后一口土豆咽下。
接下来几天,他帮母亲修了房顶,给蜂箱换了新纱网,又把院子里的水缸重新用桐油刷过。
梁赞的日子慢得很。
清晨有鸡叫,黄昏有牛铃,风里是干草和井水的味道。
有时他坐在门前的长条凳上,会忽然想起瓦列里的办公室,想起那些没完没了的电话,仿佛隔着一整个果家。
母亲从不催他谈工作,只在一天晚上从针线筐里摸出一个用布裹着的东西。他打开一看,是自己十六岁时用桦木刻的一把小木枪。
枪把上还刻着“谢尔盖”。母亲怀念道:“你走后我收拾出来,一直给你留着。”
她把木枪放回布包里:“仗打完了,这些东西不该再跟着你了。”
“留着当个纪念挺好的。”
谢尔盖说着,把木枪放进自己带回的皮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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