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上轻轻敲击着,说话时看着窗外语气有些温柔也有些笨拙:“斯维特兰娜昨天还在问,说等你回莫斯科以后,要跟你一起去看瓦列里同志的新办公室,我说那间办公室里有一张列宁同志用过的旧桌子和一把弹簧嘎吱响的旧皮椅,她说她也要坐那把椅子,被我说了,那椅子不是让小孩子坐的,她说她不小了,十八岁了。我说十八岁也是小孩子。”
就在这时,病房的门被轻轻推开了一条缝。斯维特兰娜从门缝里探进半个脑袋,她的头发用一枚简单的发卡别在耳后,穿着一件淡蓝色的连衣裙,正是那天在午餐时穿的那件。
她的目光越过父亲,落在床上那个瘦得几乎认不出来的男人脸上,整个人定在门口,手指攥着门把手,指关节微微发白。
她已经从别人那里得知了哥哥被救回来的消息,但亲眼看到雅科夫躺在那里,还是让她愣住了,在她的记忆里,哥哥最后一次回家探亲时是个身板挺拔的炮兵连长,穿着笔挺的军服,肩章上的五角星闪闪发亮,笑起来声音很大。
现在躺在床上的这个人,颧骨高高凸起,眼窝深陷,手背上全是伤疤,像一个被抽空了所有力气只剩下一副骨架的陌生人。
雅科夫转过头来,也看着她。他在劳动营的最后一个冬天里,最冷的那几个夜晚,曾经靠着回忆妹妹的样子来撑过寒夜,那时候他记忆里的斯维特兰娜还是个小姑娘,扎着麻花辫,喜欢在花园里追蝴蝶,每次他回家探亲都会缠着他讲军队的事。
现在站在门口的,已经是一个十八岁的大姑娘了。
他错过了她整个少女时代,整整三年,雅科夫的的嘴唇动了动,想要说点什么,但喉咙里只发出了一声很轻很轻的“斯维特”。
这个昵称他已经将近三年没有说过了。
闻言,斯维特兰娜的眼眶红了。
她没有哭出声,只是走过来,在床边蹲下,把脸埋在床单上,肩膀轻轻抖动。
斯大林伸出手,一只手放在女儿头上,另一只手放在儿子手上,他圆满了。
大儿子,小儿子,小女儿,都在自己身边,都没事。
窗外的阳光照在他们的发梢上,把三人的影子投在浅色的墙面上。
过了很久,斯维特兰娜坐直身子,用袖子擦干净脸上的泪痕,然后问雅科夫想不想吃点什么。
雅科夫摇了摇头,说刚喝过汤。
她又问想不想喝格鲁吉亚红茶,爸爸从老家带了一批很好的茶叶,放在家里一直舍不得喝。
雅科夫还没回答,斯大林已经咳嗽了一声,告诉她那包茶叶已经让贝利亚拿去给瓦列里当乔迁之喜了。
斯维特兰娜认真地点了点头,说那下次再拿一包回来。
雅科夫忽然开口,声音仍旧沙哑:“瓦列里同志。我想见见他。”
他看着父亲的眼睛说这句话时,手指不自觉地握紧了被单的边缘。
他当然知道是谁一直没有放弃追踪他的下落,是谁在所有人都以为他已经死了的时候仍然让安德娜少将带着特别小组在浩如烟海的战俘转移记录里逐条核对他的名字。
昨天在救护飞机上,安德娜少将把这些都告诉了他。
斯大林拍了拍雅科夫的手背。
“瓦列里最近在忙土耳其的事,土耳其人在海峡问题上有点不老实,他一整天都泡在外交部那边,我让他过几天再来看你,你先好好休养,把身体养好。”
说完他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雅科夫和斯维特兰娜站了片刻,然后转过身,说自己要去隔壁病房看看弗拉索夫,让斯维特兰娜在这里陪雅科夫聊会天。
斯大林走出病房,轻轻带上了门。
走廊里,值班医生正靠在护士站旁边喝一杯凉透的红茶,看到最高统帅出来,赶紧立正。斯大林摆了摆手示意他放松,问弗拉索夫同志的病房在隔壁,情况怎么样。
值班医生翻开病历夹迅速扫了一眼,说弗拉索夫同志腿部伤口的感染已经控制住了,高烧已经退到三十七度八,比昨晚降了不少,身体底子本来就比一般人好,虽然被折磨得同样严重,但恢复速度比预期要快,大约三周后应该能下地走动。
斯大林点了点头,朝弗拉索夫的病房门口走了几步又停下来,让值班医生给瓦列里同志打个电话,就说雅科夫想见他,让他忙完土耳其那边就过来一趟,不用急,正事要紧。
弗拉索夫的病房就在隔壁。
斯大林推门进去时,弗拉索夫正靠在床上,右腿的伤口换了新的绷带,胳膊上挂着点滴,但精神头比昨天刚被救出来时好了太多。
看到斯大林进来,他下意识地要坐直身子,斯大林抬手示意他躺好,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来。弗拉索夫对着斯大林开口,声音低沉而沙哑:“我没想到还能活着见到您。”
斯大林从口袋里摸出烟斗,想起医生不准抽烟,又放了回去,双手交叠放在膝盖上。“我也没想到,我一直以为你们两个都死了,1941年末你被俘之后,德国人拿你当宣传工具,说你变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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