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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外飘着细雨,带着暮春的凉意,隐约能听见东宫侍卫巡逻的脚步声。
时晚夏揉了揉发紧的太阳穴,目光落在桌角那卷刚送来的《楚州疫情疏》上,上面的字迹潦草急促:“城外流民营近三日暴毙二十七人,皆发高热、腋下生紫疙瘩,死后口鼻流血。”
“民间传为‘天谴’,已有道士设坛驱疫,更有流民言官府欲封营烧屋,人心惶惶。”
她闭上眼,现代记忆里的鼠疫防控画面骤然清晰——穿防护服的消杀人员背着喷雾器,在市场角落喷洒氯菊酯;
负压病房里,医生给患者注射链霉素;大数据屏幕上,密接者的轨迹被逐一标注。
可再睁眼,眼前只有摇曳的烛火、案上的草药包,以及古代医疗条件下,那道几乎看不见的防疫底线。
时晚夏重新执起笔,在麻纸上写下“南城鼠疫应对之策”,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像是在梳理她混乱的思绪。
她首先想起的,是现代鼠疫防控的核心——源头控制。
现代疾控手册里写得明确:鼠疫的元凶是鼠疫耶尔森菌,主要通过跳蚤传播,啮齿动物是主要宿主。
可在苍凌,百姓只知“老鼠过街”是秽物,却不知那些藏在流民营草堆里的跳蚤,才是真正的“疫鬼”。
她在纸上画了一只简单的老鼠,旁边圈出“蚤”字,又添了一道箭头指向“人”,这是她能想到的、最直观的传播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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