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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我们介绍了相关的历史，而基于历史，可以对一些现象进行分析。前面已经说了，明清时期的一个优势就是资料非常庞大，可以进行量化的研究。而量化计算的结果，也确实证明了这点。
棉纺织业的发展，让妇女有了独立养活自己乃至养活子女的能力，让守节的可行性增加了。这一时期，母亲独立支撑家庭，乃至让子女接受教育的例子，层出不穷。不少资料中都有儿子成名之后感激母亲的记录，也可以验证这点。
但另一方面，棉纺织业发达的地方，经济也会随之发展，整体收入水平也会变化。那么，发达富裕的地方，和较高收入的环境，是否会影响妇女守节的风气呢？研究者通过安慰剂检验和证伪检验算法，发现这些因素既没有直接作用于守节行为，也未能间接影响棉布生产对于守节的作用。（《礼教还是理性？明清寡妇守节的经济解释》）
简单来说，就是社会经济是否发达，周围的人是不是有钱，和妇女本人的守节意向无关，只有她自己的经济实力才会产生影响。
另一方面，研究者还计算了各种文化因素，对妇女守节的影响。以科举配额代表官方学说的影响力，以书院学校数量代表民间儒学教育的影响力，以寺庙道观代表最流行的佛教、道教两种宗教的影响力，计算其对守节行为的影响。
经过计算发现，官府、佛教、道教，对于守节行为，均没有明显效果。民间儒家教育则呈显著负相关。
这个结论的意思是，官府影响和宗教的力量，对妇女的选择，几乎没有影响。儒家思想也并非如同想象的那样，起到了束缚自由意志的作用。相反，当地儒家教育越发达，礼教的约束反而越弱。
这个结论很让人意外。研究者自己也承认，结果很不符合传统思维和过去长期以来的主流观点，不过算出来就是这样的……
明清时期，妇女在丈夫死后的选择一般归为三类，除了改嫁的妇女和守节的“节妇”之外，还有一类叫“烈妇”，在当时特指丈夫死后，自杀殉节的寡妇。这部分人的数据也有记录。
作为对照，研究者也计算了各个因素对于殉节烈妇数量的影响。计算发现，棉纺织业对殉节行为没有明显影响，说明经济收入的高低与这种选择，没有太大关联。
另一方面，计算发现，文化类的所有要素，包括官府影响、民间儒家教育、佛教和道教，对于妇女殉节行为，均存在显著抑制作用。
虽然传统上大家喜欢“贞节烈妇”这么说，但这里能看出，这二者实际上是两回事。
和守节妇女的选择不同，不管是官府力量，儒家教育，还是佛教和道教的影响，都明显在遏止妇女殉节。在这个地方，它们又显得有效果了。
当然，数据计算也是有缺陷的，不一定能准备代表所有结果。不过这种“异常”，已经能够表明，我们接触到的很多“常识”，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构造出来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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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对文化和心态的塑造：
我们依然继续看明清时期的例子。
这一时期，另一个重要特点是，随着技术和效率的提升，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也在提升。
与现代很多人的想象不同，古代纺织业叫“手工业”，并不代表它毫无技术含量。不是说只有蒸汽纺织厂才突然有了“科技”，其他纺织机器就完全没有。也不是说之前的各个文明就没有经济竞争，技术突破，和技术代差。
如我们之前所说，17世纪时，世界上棉纺织业最发达的地方，当之无愧是印度。17世纪中后叶，印度通过出口，每年获得的税收就高达一亿两白银，是清朝前期每年总收入的三到五倍。安卓、IOS版本请访问官网https://www.biqugeapp.co下载最新版本。如浏览器禁止访问，请换其他浏览器试试；如有异常请邮件反馈。
1739年，波斯王纳迪尔沙攻入德里，一次提款的财物价值超过9000万英镑。这笔钱让整个波斯连续三年没有收税，支撑了波斯人之后对中亚、高加索和奥斯曼的连续战争，一直到纳迪尔沙身死，都没花完。
印度西部苏拉特周边是棉花产地，苏拉特以南的孟买和以东的孟加拉是纺织中心，孟加拉还产糖。印度商人会把棉花运到孟加拉，再把糖运回来，形成循环。
但远洋贸易更加兴盛之后，形势就发生了变化。随着英国商船往来日益频繁，越来越多的中国商品进入印度。在中国糖和巴达维亚糖等竞争品的冲击下，印度的糖类逐渐从出口转为进口。
早期，荷兰人控制的巴达维亚糖占有一定优势，但一系列军事失败，使得荷兰无法控制南洋航线，还丢掉了重要的产糖地台湾。
18世纪，印尼糖业遭遇的危机导致了殖民地内矛盾的加剧，控制制糖工艺的华商与殖民当局冲突激化（当时巴达维亚的130家制糖厂里有1家是荷兰官营，4家荷兰人私营，125家华商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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