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十一卷-近代前编 13(第5页/共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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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后知之时期；第三自科学发明而后，为知而后行之时期”②。这种机械的阶段划分当然不尽科学，但他主要表达的是知识文明是人类进化的产物，知是从行产生的，而不是受之于天赐神启或人类与生俱来的东西。他曾以多种科学技术的发展史为例，论证科学知识的获得有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强调“要研究宇宙间的道理，须先要靠事实，不可专靠学者的言论”③。他所说的事实，带有经验论的狭隘性。但他能根据事实和经验发展自己的认识，他的政治主张能随时代潮流而进步，正是源于认识上的这种积极倾向。但是，孙中山的知行观也有二元论的因素。他对“行”的理解是直观的形而上学的，虽然其中也包含着生产活动、政治活动和科学实验的意义，但仍然限于孤立、抽象的人的个体活动，没有上升为人类整体的社会实践，从而离开了人的社会性及其具体的历史发展，这样来讨论知行问题，不能最终② 《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 卷，第256 页。

    ① 《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孙中山全集》第6 卷，第163 页。② 《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孙中山全集》第6 卷，第160 页。① 《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孙中山全集》第6 卷，第199 页。② 《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孙中山全集》第6 卷，第200 页。③ 《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 卷，第266 页。

    揭示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当孙中山在强调“不知亦能行”时，就把行与知截然对立起来了，那么这种“不知亦能行”的“行”，就几乎成了纯粹生物学上的本能行为，根本不是人类具有自觉的能动性的“实践”，而且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并没有纯粹的“不知而行” 和“知而后行”的阶段。孙中山把“行”与“知”机械地分割开来，亦难免知行分裂的二元论错误。于是有时强调“行”，而停留在感性的经验论阶段；有时又夸大“知”的作用，认为“心”是“万事之本源”，“心之作用大矣哉”①，表现出混乱和自相矛盾。

    由于孙中山哲学思想上的二元论倾向，所以不能把认识来源于实践的观念贯彻始终。他一方面认为，“人不能生而知，必待学而后知”②，一方面又把人分为先知先觉者、后知后觉者和不知不觉者三类。把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视为无知的追随者，这既源于认识论上的二元论倾向，也有阶级的偏见。孙中山用进化论的发展观来观察历史，把人类社会看作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草昧进于文明的自然过程，相信人类社会会越来越光明进步，并认为社会生活和政治制度的变革，完全是符合规律的行为。他从地球的形成、物种的进化来证明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性，强调社会的发展有着一种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而且这种趋势不是来自“天意”和人们的“心力”，而在于社会本身。因而进步和革命的事业虽然有时遭到挫败，但最终会得到成功。

    然而，社会历史现象不完全同于自然现象，它贯穿着人类有意识的活动。孙中山指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但在深入探讨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时，观点却不能说全然科学。他认为，“人类求解决生存问题，才是社会进化的定律，才是历史的重心”，“民生问题才可说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③，这就是所谓“民生史观”。

    孙中山曾解释“民生”的含义：“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①，包括了社会经济生活和人们对生存、生活的欲求。这表明孙中山具有从社会经济生活中寻求社会进化的动因、力图用人类的物质生活状况说明历史发展的意向，因而接近于唯物主义；但是孙中山又离开了特定的社会历史内容，虽然看到了生产斗争于社会发展的意义，却没有看到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对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把历史发展的重心归结为人类求生欲望的主观领域之中。尤其是他强调“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②，而阶级斗争“是社会当进化的时候所发生的一种病症”③，是兽性“尚未能悉行化除”的表现④，明显地脱离了人的社会性。他把国家看成是人类的“互助之体”或“人之积”，把民族思想说成“根于天性”，把政治叫做“管理众人之事”，把政权称为“管理众人之事的力量”，凡此种种，都可以看出孙中山未能摆脱抽象的人性论的影响。

    ① 《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孙中山全集》第6 卷，第159 页。② 《上李鸿章书》，《孙中山全集》第1 卷，第8 页。

    ③ 《三民主义·民生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 卷，第365、371 页。① 《三民主义·民生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 卷，第355 页。

    ② 《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孙中山全集》第6 卷，第195 页。③ 《三民主义·民生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 卷，第369 页。

    ④ 《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孙中山全集》第6 卷，第196 页。第二节史地之学和考古学清中叶的稽古之学，在乾嘉学风和“盛世”表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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