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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 第十一卷-近代前编 13(第16页/共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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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的文字狱、慈禧与光绪的矛盾等,都运以煞费苦心的“曲笔”,甚至“削而不录”。该书尤其仇视各族人民的① 徐世昌:《清儒学案·凡例》。

    ② 王国维:《玉溪生诗年谱会笺序》。

    ① 《清史稿·遗隐传序》。

    抗清斗争和反清起义,甚至诋毁推翻了清皇朝的辛亥革命,藐视和反对民国。如称辛亥起义为“谋乱于武昌”,视辛亥革命中被革命军击毙的端方、赵尔丰、松寿为“慷慨捐躯”、“从容就义”,纪年时凡民国以后之事,均用干支或曰“越若干年”,以表示不奉民国正朔。《辛壬春秋》更明确地表示怀念清皇朝,偏袒立宪派,拥护袁世凯,仇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考古学的巨大进展考古学受到重视,始于清代的乾隆朝,从乾隆十四年到五十七年(1749—1792),廷臣受命编成《西清古鉴》、《宁寿鉴古》、《西清续鉴甲编》、《西清续鉴乙编》共96 卷,记载北京内廷和盛京(沈阳)所藏古物80 种、4074 器,其中有文字者1290 件。自此实物考古之风渐起,到鸦片战争前夕,阮元作《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更引起官吏和学者个人考古之风。阮元以后,曹载奎、吴荣光、刘喜海、吴云、吴式芬、徐同柏、吴大澂、陆心源等人,于考金(铜器)、考石刻、考陶器、考印玺,均有专门的研究成果。其中如吴荣光的《筠清馆金石录》,吴大澂的《说文古籀补》、《愙斋集古录》,孙诒让的《古籀拾遗》、《古籀余论》,陆心源的《奇觚室吉金文述》等,在考古学界颇具影响。

    光绪末年,河南安阳和西北地区地下古物的出土,既造成了我国珍贵古物的遗失,也促进了考古学的巨大发展。光绪二十四年(1898),在安阳小屯村殷墟发现殷人求卜用的大量甲骨,这些甲骨出土后归于王懿荣,王死于庚子之役后归于刘鹗。刘鹗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名以《铁云藏龟》出版。刘鹗发配新疆后收藏散失,加上河南商贾时以出土甲骨求售,日本考古学家乘机攫得一部分。同时的中国学者最先有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其后有叶玉森、董作宾、郭沫若、商承祚、金祖同等人从事甲骨文研究,孙诒让的《契文举例》是运用《铁云藏龟》考释甲骨文的最早著作。

    甘肃敦煌东南三十里鸣沙山有莫高窟(俗称千佛洞),不仅多石刻、绘画,而且藏有六朝隋唐的经文写本。自宋初寺僧将藏经石室密封,不为人知将近千年。光绪二十六年(1900)修理石室,壁破书出,轰动学界。光绪三十二年(1906)英国人斯坦因(Mo Aural Stein)到新疆,次年五月到千佛洞,盗走写经24 箱, 艺术品5 箱。后来第二次又盗走写经570 卷。与此同时,法国人伯希和(Paul Pelliot)亦到千佛洞盗去写经六七千卷。同一时期在新疆地区发现的古代木简(称为“流沙坠简”)也被斯坦因、伯希和盗去不少。此外,德国人格路维德(Albert Grumwedel)从光绪二十八年至三十三年(1902—1907)在新疆、蒙古境内运走古物46 箱,勒柯克(Albert Vonlecog)从光绪二十年(1894)至1914 年运走古物397 箱。俄国人柯兹洛夫(P.Ko Kozloff)、鄂登堡(S.Oidenburg)于1907 到1925 年在张掖、吐鲁番等地掘去大批古物。美国人安竹斯(Hapman Andrews)于二十世纪初5 次到内外蒙古搜集化石运走,第六次在张家口被扣时,化石有80 多箱。还有日本人小牧实繁曾在张家口,驹井和爱在山东,均曾发掘古物而去。中国古物严重散失。

    敦煌石窟遗书3 万余卷,其中佛经占95%,此外为古书抄本,其中有宋代以后已佚之书。如《古文尚书·孔氏传》、《尚书释文》、《春秋榖梁传解释》、《论语郑氏注》、陆法言的《切韵》、孔衍的《春秋后语》,以及《唐西州沙州诸图经》、《老子化胡经》、《摩尼教经》,唐文词曲及通俗小说若干种,并有古梵文、古波斯文、突厥、回鹘文字等。

    殷墟甲骨、敦煌石窟写经和流沙坠简的发现,以及故宫古书古物的逐步开放,为考古学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促进了考古学的迅速发展。除前述诸人的考古成就之外,清末民初以罗振玉、王国维的影响最大。

    罗振玉(1866—1940)有《殷商贞卜文字考》、《殷墟书契考释》、《殷文存》、《三代吉金文存》、《贞松堂集古遗文三编》、《流沙坠简》等书,其《殷墟书契考释》多正东汉郑玄笺注之误。其他书文也极大地丰富了古史资料。王国维(1877—1927)更具有多方面的才能,在甲骨文研究和古史考证方面有重要著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古史新证》、《殷周制度论》、《殷礼征文》、《两周金石文韵读》、《观堂古金文考释》等多种。他的《殷周制度论》是公认的以新途径新材料研究古史的代表作。罗振玉、王国维是我国应用甲骨文和金文考释研究中国古史的奠基人。

    甲骨、金文的研究,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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