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是日本得以长期保持独立和维新能够迅速成功的主要原因,体现出他拥护君主制度的落后观念。
清末的当代史料编次和有关历史研究清代对于文献资料的保存和编次相当重视,晚清仍然保持了这一传统。
于“实录”类有《宣宗实录》、《文宗实录》、《穆宗实录》、《德宗实录》和《宣统政纪》。于“东华录”一例,王先谦于光绪十年(1884)完成《九朝东华录》,属于晚清的有道光、咸丰、同治三朝;朱寿朋于宣统元年(1909)补辑了《光绪朝东华录》。属于“方略”类的,有奕䜣等编纂的《钦定剿平粤匪方略》、《钦定剿平捻匪方略》、《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钦定平定云南回匪方略》、《钦定平定贵州苗匪方略》等。光绪朝续修《大清会典》,起自嘉庆十八年(1813),迄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刘锦藻编有《清朝续文献通考》,起自乾隆五十一年(1786),迄于宣统三年(1911),凡400 卷。此外,李桓编纂有《国朝耆献类征》,李元度编纂有《国朝先正事略》。
晚清外患连绵不断,故外交史料亦多。计有道光朝、咸丰朝、同治朝的《筹办夷务始末》,光绪朝、宣统朝的《清季外交史料》,系统记载了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外交涉事件和有关条约。此外,魏源在鸦片战争之前的道光十七年(1837)编成的《皇朝经世文编》,不仅具有文献价值,而且有助于当时和此后经世学风的高扬,给士人提供了评议时政的先例和思想资料,因而踵继者不绝。从咸丰元年(1851)到1914 年间,各种以“补编”、“续编”、“续集”、“二编”、“三编”、“四编”、“五编”、“新编”和“统编”等名目出现的经世文集,共达18 种之多。
同史料编次的情况相比,晚清的当代史著作略显逊色。除前述与鸦片战争有关的著作外,此后关于太平天国和湘军的著作主要是夏燮的《粤氛记事》、张德坚的《贼情汇纂》、王闿运的《湘军志》和王定安的《湘军记》。有关戊戌变法的著作则有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胡思敬的《戊戌履霜录》和叶德辉的《觉迷要录》。除了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之外,其他史著的体例和指导思想均属陈旧,除部分史料价值外,乏善可陈。记述时段较长、编纂自成体系的史著,还有王之春的《国朝柔远记》,但其曲意美化清皇朝,故识见远不能与魏源的《圣武记》同日而语。
对其他古史、古学的讨论和研究此处所说的古史,包括自上古先秦经秦汉、魏晋到隋唐两宋的历史。从晚清到民国初年的学者,在田野考古发达之前,对于上古先秦乃至两汉的研究,主要根据是儒家经传注疏、先秦诸子、《史记》和《汉书》,经学和诸子学常成为研究重点。对于汉代以下的研究,根据则是历代正史、有关古籍和学者文集。研究成果则多为考、注、疏、解、辑补、订正之类。所谓古学,即指经学、诸子学和研究其他古史古籍的专门之学。
关于经学的研究,晚清今文学派的代表人物康有为、古文学派的重镇章太炎,在前面有关部分已多次论及,不宜多作重复,故只将其余研究成果有较大影响的学者,按“汉宋调和派”、“今文学派”、“汉学—古文学派”,略加区别和扼要评介。
首先,汉宋调和学派。
这一派在近代的开创者是阮元。阮元(1764—1849)曾任浙江、江西巡抚,两广总督,晚年为体仁阁大学士。他受戴震弟子王怀祖、任子田影响,承乾嘉学风余绪,持以古训求义理的治经态度,认为“古今义理之学,必自训诂始”①,但也曾自称“为学自宋人始,由宋而求唐求晋魏求汉”①,进而推至孔、孟,归结为《诗》《书》。阮元是以训诂求义理的专家,长于归纳,其治学方法是先罗列古训,宁繁勿漏,继之以统整条贯。他反对“以我之性灵思而求其通”,排斥陆王而接近朱熹,于调和汉宋之中又显尊汉抑宋。由于他主持编刻有《经籍纂诂》、《十三经注疏》和《皇清经解》,从而成为清代经学名臣的最后一个重镇。他在杭州创立诂经精舍,在广州创立学海堂,因而在此后数十年中形成为一股学术思潮。
受阮元影响最大的是陈澧。陈澧(1810—1882)曾任学海堂学长数十年,自称“泛滥群籍”,“无不研究”。他明确主张调和汉宋,称“汉儒善言义理,无异于宋儒,宋儒讥汉儒讲训诂而不及义理,非也;近儒尊崇汉儒,发明训诂而不讲义理,亦非也”②。著有《汉儒通义》,于汉儒22 人著作中,集录出说经之书,加以排比研究,求其相通,该书对研究汉代学术思想,具有一定参考价值。所著《声律通考》,是考释古代乐律的精善之作。代表作是晚年成书的《东塾读书记》,该书论及《孝经》、《论语》、《孟子》的义理,五经中重大问题的争论,还讨论了郑玄、朱熹的治学方法。陈澧反对门户之争,不取繁琐考订而求大义,对宋学、汉学、时文科举都有批评,强调学术“归本乎心术人才”。但他在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的动荡时代里,却始终不涉及经世,并公言反对“贵近而贱远”,主张“贵远而
>>>点击查看《中国通史》最新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