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第一纺纱厂:原名经华纱厂,由吴作霖借公款始建于1912 年。第二年被汤芗铭收为省有。后因政局不稳,建设迁延,至1917 年改由华实公司承租续建,到1920 年正式建成。该厂购置机器用费200 万元,有纱锭40000枚,但生产效益不高。1926 年,收归官办,更名“湖南第一纺纱厂”。
陕西制革厂:光绪三十四年(1908),由陕西第一牧场公司经理高幼尼等提议创建于西安。宣统三年(1911)被收为官办,隶属省都督府,更名“陆军制革厂”。年底扩充资本达12 万元。不久,又更名为“陕西制革厂”。该厂以生产军用皮件为大宗,长期由军人把持,对产品予取予求,很少营利。此外,北洋政府还经营有安徽宣城水东煤矿、贵池馒头山煤矿、湖北象鼻山铁矿、湖南常宁水口山铅锌矿、河北斋堂煤矿等一批民用企业。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不少军阀、官僚的私人资本投向近代企业。当时,黎元洪、段祺瑞、靳云鹏、曹锟、冯国璋、徐世昌、徐树铮、梁士诒、倪嗣冲、张勋、周学熙、李纯等45 位军政要人到1919 年已投资采矿、冶炼业14家;建筑水泥业3 家;公用事业6 家;化工6 家;纺织业8 家;粮食加工3家;农林垦渔等业9 家;其他企业6 家①。投资主要是商办企业。投资地区遍及17 省,但大半企业集中在华北,尤以天津为多。如天津在1915 至1920年间组成的“裕元”、“恒源”、“华新”、“裕大”四大纱厂,为官僚、军阀集资创办,其中有总统4 人、临时执政1 人、大元帅1 人、总理2 人、督军9 人、总长11 人。这4 家纱厂资本占天津市总资本的48.7%。
① 据魏明《论北洋军阀官僚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一文载表统计,《近代史研究》1985 年第2 期。这些军阀、官僚往往一人在诸多企业占有股份,并凭借政治权势和经济实力在企业中充当理事长、董事长、监察等要职,有的则独资创办。如王占元,除独资创办“汉口第一纺织公司” (1916 年,资本300 万元)和“庆丰面粉公司”(1921 年,资本60 万元)外,还向“金城银行”(1917 年)、“中华懋业银行”(1919 年)等金融业投资。张勋曾投资于11 个企业,其中在“中兴煤矿”投资80 万两,任该矿监察人;又在“久兴纺织公司”投资90 万两,任董事长。官僚、军阀参与投资的企业在当时工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民间机器工业的壮大甲午战争后,中国人民面对民族危机,掀起了“设厂自救”,实业救国热潮。清廷也被迫放松对民族工商业的限制,并采取了一些奖励民族工业发展的措施,使民间机器工业有了初步发展。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到1913年,资本在万元以上的民间机器工业约产生463 家①,涵盖了矿冶、纺织、缫丝、食品加工、水电、火柴等诸多类别。辛亥革命后,民族资产阶级对投资设厂产生更高兴趣,随之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列强一度减轻对我国经济压力,商品倾销减弱,出口需求增大,商品市场扩大。这些因素,造成有利工业发展的社会环境,使1914 至1919 年间民间机器工业有了重大发展,企业数字成倍增长,尤以纺织、面粉、电气、烟草发展显著,此外还涌现了化工、橡胶等一些新兴工业。
1.轻纺工业。
(1)纺织业。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至1913 年,共设立轧花厂、纺纱厂、织染厂、缫丝厂、呢绒厂、织麻厂及其他纺织品厂共159 家①。1914年后,纺织业空前发展,到1920 年前,企业总数增至475 家(含有少部分官方控制的企业)②。纱锭由1914 年的502700 枚增至1919 年的851032 枚;织布机由1914 年的2300 台增至1919 年的2650 台,1920 年达到4310 台③。其中,不少原有企业得到恢复和扩大,新设企业则逐步由东南沿海、沿江地区向奉天、山西、河南乃至陕西、甘肃等内地发展。此外,丝织业也有明显发展,民国初年已约有433 家,丝车达166754 部。这些丝厂大多建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后,每厂大约有丝车400 至500 部④。针织工业这时开始兴起,机器织袜、织毛巾、织衫裤等企业逐渐在上海、江苏、浙江、天津、山东、四川、辽宁、湖北等地区得到兴办。在各类企业中,出现了一些较大规模的棉纺织企业。
申新纺织公司:以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为主体,集资30 万元,1915 年创办于上海。1916 年,第一厂正式生产。1917 年,在上海收买恒昌源纱厂,改为第二厂。1919 年,在无锡设立第三厂。其资本在初创时仅为21.73 万元,到1917 年达到70 万元,1920 年达到189.2 万元,5 年间,增长约8.7 倍。① 据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 辑下册,第869—920 页资料统计。① 据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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