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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 第十一卷-近代前编 4(第8页/共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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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发动广州起义失败后到宣统三年(1911)武昌起义爆发期间,革命党人共印发这类读物130 种左右。革命书刊的大量出现,预示着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正在蓬勃兴起。

    在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方面,章太炎、邹容和陈天华等人有很大的影响。

    章太炎,名炳麟,浙江省余杭县人。早年受改良思想的影响,曾参与维新变法的宣传活动。戊戌变法失败后,他逐渐转变了政治立场,走上了革命道路。当时,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逃亡国外,成立了“保皇会”,继续宣扬改良的道路,鼓吹君主立宪,反对革命,曾一度在海外华侨中得到广泛支持。光绪二十八年(1902),康有为发表了《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及《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两封长信,美化清廷的统治,指责革命将会导致天下大乱,以致“亡国灭种”。第二年,章太炎在上海《苏报》上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文章,全面、深刻地批驳了康有为的保皇主张,指出只有革命才能得到民主自由,明确表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观点。他把被保皇派奉若神明的光绪皇帝斥为“载湉小丑,未辨菽麦”,针对康有为宣扬的公理不明,民智未开,因而不可行革命的观点,提出了以革命明公理,用革命开民智的主张。他还特别撰文向国人推荐邹容所著的《革命军》一书,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章太炎的文章打击了保皇派的气焰,促进了人们的觉醒。

    邹容,四川巴县(今重庆)人,留日学生。光绪二十九年(1903),不满20 岁的邹容在上海出版了震动一时的《革命军》。他热情地讴歌民主、鼓吹革命,宣传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学说,主张用革命手段“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政政体”,恢复人民应有的民主权利。他提出了建立资产阶级的“中华共和国”的号召,要求永远根绝君主专制政体,反对外国人干涉中国的革命和独立,并大声疾呼“革命独立万岁!”《革命军》出版后,立即风行海内外,先后印行20 多次,销量上百万册。清廷对此十分恐惧仇视,勾结上海的帝国主义势力,于光绪二十九年查封了《苏报》。章太炎和邹容先后入狱,邹容遭受两年的监禁折磨,死于狱中。

    但是,清廷的高压政策非但未能使革命思潮沉寂下去,反而加速了它的传播。正如时人所言:“前日之《苏报》与《革命军》议论虽激,然而阅此报与此书者几何人也?一般之国民国未尝知其所号呼者为何事,其鼓吹者为何事。今日《苏报》之被禁,章、邹之被锢,其势固已激荡于天下。然‘《苏报》何以被禁,章、邹何以被锢’之一问题,出诸于一般国民者必多,则必应之曰:为逐满故。何为而逐满?则又必应之曰:为汉族之受满族之荼毒已不胜其苦,满族实汉族之世仇故。以此而互相问答,互相传说,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万。于是,排满之一主义,遂深入于四万万国民之脑髓中。”①陈天华,湖南新化人,曾留学日本。他在光绪三十年(1904)出版了《猛回头》、《警世钟》两书,以通俗的语言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号召大家起来跟帝国主义战斗,并且揭露清廷实际上已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指出:“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所以,要挽救危亡,就必须发动革命,推翻清皇朝这个“洋人的朝廷”,“要想拒洋人,只有讲革命独立”。这两本书也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孙中山领导兴中会也仍在国外进行活动,在华侨中发展组织,宣传革命,跟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光绪二十九年(1903),孙中山发表了《敬告同乡书》,严格区分了革命与保皇的界限,揭露了梁启超假革命真保皇的面目,指出革命与保皇是两条不同的道路,“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孙中山旗帜鲜明的革命言论,澄清了是非,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他还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充满信心地指出:清朝统治“正迅速地走向死亡”,“中国现今正处在一次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全国革命的时机现已成熟”,“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②。

    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同时,进一步展开了建立革命组织的活动,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光复会等革命团体相继成立,并多次组织武装起义。

    黄兴,字克强,湖南善化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赴日本留学。在日本期间,他参与了《游学译编》和《湖北学生界》的创办,报名加入了“拒俄义勇队”。后又在军国民教育会中担任运动员。光绪二十九年夏,黄兴受军国民教育会的派遣,回国进行革命活动。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黄兴和湖南的革命志士陈天华、宋教仁、刘揆一等人,于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三十日(1904 年2 月15 日),在湖南长沙正式成立了华兴会,推举黄兴为会长,宋教仁、刘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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