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十一卷-近代前编 2(第11页/共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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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不宜再作为研究康有为及维新派戊戌年间思想认识的基本文献依据。但是，《戊戌奏稿》与原件不同的文字，一方面表达了康有为戊戌年的相当一部分的真实想法，另一方面又鲜明地反映了戊戌政变后其思想认识所发生的变化，因而仍具有重要价值（孔祥吉：《康有为对<戊戌奏稿>的改篡及其原因》，《晋阳学刊》1982 年第2 期；∷蔚禄# 骸丁次煨缱喔濉期）。有关《戊戌奏稿》的上述发现，是近年来戊戌研究引人注目的新进展。它为史学界研究康有为的变法思想和戊戌维新运动提供了新资料、提出了新课题。孔祥吉的论文集《戊戌维新运动新探》，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对戊戌变法史人物的研究，近年来出现了一批专著，如马洪林的《康有为大传》，耿云志、崔志海合著的《梁启超》和李喜所、元清合著的《梁启超传》、谢俊美的《翁同龢传》等。

    义和团运动史建国后的义和团运动史研究推翻了清朝统治者与资产阶级学者有关“义和拳匪”的种种诋毁污蔑，高度肯定义和团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1954 年，周恩来在欢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大会上说：“1900 年的义和团运动正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英勇斗争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在北京各界欢迎举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55 年12 月12 日）。这一认识实成为新中国义和团运动史研究的根本指导思想。

    但是，在研究中同样存在着人为“拔高”义和团运动的倾向。近十多年来，随着学术环境的优化，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渐趋平实。许多学者认为，应该从具体历史依据出发，指明义和团运动一方面表现了反帝爱国的正义性，另一方面又表现了农民小生产者保守性和落后性。既要看到运动的主流方面，也要看到它有严重的弱点。片面强调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个方面，就不能对义和团运动作出全面的正确的评价（李侃：《关于义和团运动评价问题》，《人民日报》1980 年4 月10 日；戴逸在《光明日报》1980 年5 月27 日座谈会的发言）。正是由于评价趋于平实，因此对义和团运动存在的严重弱点也注意加以探讨。如关于义和团的笼统排外思想，论者指出小生产者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义和团眼光狭窄，文化落后，只能用反洋教、洋人和洋物的直观认识来表达对侵略者的仇恨。至于义和团的宗教思想，论者除分析它起了促进运动发展的思想上和组织上的作用外，同时指出神秘主义是无知者的世界观，是义和团运动先天的和致命的弱点，它集中表现了运动的蒙昧落后的一面，成为导致运动悲剧结局的重要原因（程啸：《义和团思想述评》，《文史哲》1981 年第1 期；《民间宗教与义和团揭帖》，《历史研究》1983年第2 期）。

    义和团的组织、源流的考察，是义和团研究中的一个着力点。但是长期以来有来自于白莲教系统与来自于团练说两种分歧观点。近年来研究者一般认同“多源合流”的观点。如仅就拳会组织而言，便认为它并非单纯来自义和拳，或大刀会，或八卦拳之武场，实际上它是大刀会（金钟罩）、梅花拳（义和拳）、红拳、神拳等众拳会之汇合，其中占主导的组织形态乃是与金钟罩相结合后的神拳，也称神团或金钟罩团（路遥：《论义和团的组织源流》，《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

    清政府与义和团的关系，是义和团研究中的又一个复杂问题。研究者于清政府对义和团采取什么政策，持论不一。不过，一般都承认其政策并非始终一贯，而是经历了阶段性的变化。大体上说，初始剿抚并用，“平原事件”后，转而主抚。义和团能大批进入北京，与清政府的此种政策转变有关。义和团曾经受清政府的操纵与欺骗并被派去围攻使馆，“充当了封建统治者盲目排外的不自觉的工具，这幕悲剧不能不深刻地反映出封建统治下农民群众的严重缺陷”（李德征、丁凤麟：《论义和团时期围攻使馆事件》，《文史哲》1981 年第1 期）。

    义和团运动史研究还探讨了帝国主义侵华政策及其矛盾冲突、八国联军入侵、“东南互保”、沙俄占领东北等问题。但从总体上看，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比较薄弱，其广度与深度远不能与太平天国史与辛亥革命史相比。迄今只出版了金家瑞的《义和团运动》与廖一中的《义和团运动史》两本专著，即反映了这一点。

    辛亥革命史辛亥革命史研究涉及领域广泛，成果十分丰富，与太平天国史研究一起构成了建国后近代史研究中双峰并峙的两大“热点”。

    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迅速发展，得益于1956 年隆重纪念孙中山90 诞辰活动的推动。其时，毛泽东发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发表了重要讲话，《人民日报》也发表了重要社论，都充分肯定了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

    辛亥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这是建国后研究者的共识。刘大年为此提出四条根据：（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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