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起来影印出版,总名之为《大清历朝实录》。后在1964 年,台湾华文书局又据伪满影印本翻印。有关中日甲午战争部分中,凡日本方面忌讳的字眼均经挖改,如“赴倭责问”改为“赴日询问”,“倭势猖獗”改为“敌情叵测”,但未增减字句。现在中华书局根据北京所藏善本影印,名《清实录》,已于1987年出齐,当是最好的版本。
实录体例,按年月日纪事。所据原档日期,在实录中改用干支。仅于每月初一这一天的干支下面书一“朔”字,由此可以推知本月以下干支各是哪一天。
实录记载皇帝的举止言行,包括典礼、祭祀、视朝、巡幸等;各部院及地方学政以上官职除授,武职总兵以上除授,新疆、西藏等地将军及领队大臣以上官职除授,奉使国外,陛见,大臣进退奖惩;官缺裁设,衙署移驻;文武官员选法、品级、考课则例有大更动者;每岁人丁、户口、田地税粮,蠲免粮赋;漕运、钱法、茶盐、榷关则例有更动者;官员俸禄和军士月粮则例有更动者;定礼仪、正乐律、治历法、勘方舆一切经钦定者;天象云物、气候应征、日食、星变、地震等,颁历进春;乡试、会试、殿试、传胪;国子监及直省学政条例有更定者;恩赏、旌表;命将出师,调兵筹饷,开拓疆土,改土归流;兵制、驿传;刑罚;坛庙工程,河堤水利,等等。可以说,举凡朝章国政,无所不包,事无巨细,均由皇帝躬亲裁决。
清朝实录,自道光以后属于近代,计《宣宗成皇帝实录》476 卷、《文宗显皇帝实录》356 卷、《穆宗毅皇帝实录》374 卷、《德宗景皇帝实录》597卷,以及《宣统政纪》70 卷。清朝实录,自乾隆以后,记事者少,主要是选录上谕,几乎成为按日排比的谕旨汇编。
臣下奏章,只在上谕中扼要述其内容,而后书明皇帝是如何裁处的。外省来的奏报,不是按出奏的日期编排,而是按皇帝批阅裁处的日期编排。为封建专制皇帝修实录,自然是以维护封建皇权的统治为其根本思想。对人民革命斗争的诬蔑,对封建伦理道德的宣扬,对皇权的崇拜和皇仁的感戴,都是当时封建统治阶级政治需要的反映。作为史料来看,实录的价值是高的:(1)内容重要。实录记载皇帝的活动,记载他发出谕旨,批答奏章,这是最高层的核心文献。这些记载,一般来说都是有关朝章国政的大事。(2)材料丰富。实录所涉及的诏令奏章,包括了一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以及天象星变等自然现象的记载,内容十分丰富,且卷帙浩繁,道光朝以下的实录,即达到1873 卷。(3)编纂体裁优越。实录为编年体的史料长编,历朝大事均按时间顺序扼要记载,便于了解一代大政的主要线索。(4)史料的可信性强。实录根据起居注和其他有关档案编纂而成,所根据的多系原始文件,是第一手资料。
不过实录是为本朝皇帝编纂的,和易代以后为前朝皇帝修史者不同,歌功颂德自不待言,有对朝廷不利之处,或回避或篡改。清初《实录》一改再改,已为治清史者所熟知。近代《实录》,亦不免有“不实”之处。例如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咸丰皇帝病危,召内廷王大臣在寝宫奉面谕写了两道谕旨:(1)“皇长子御名(按指载淳)著立为皇太子。特谕。”(2)“皇长子御名现立为皇太子,著派载垣、端华、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特谕。”这两道谕旨的原件至今尚在,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军机处上谕档》中。而在西太后等发动辛西政变后否认咸丰皇帝派八大臣“赞襄一切政务”的遗命,说那是肃顺等人矫诏,“自不应纂入实录中”①。咸丰、同治两朝的实录均只编入立载淳为皇太子的上谕,对咸丰派八大臣赞襄政务的上谕则讳莫如深。
收入实录的上谕,有些被篡改。例如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运动时期,六月初六日乙亥谕内阁云:“现在朝廷弹压(招抚)义和团民,各以安分(忠义)相勉,不许妄动,以安人心(同仇敌忾,万众一心)。”括号里是根据档案校出的原文,可以看出,把褒奖义和团篡改成弹压义和团,已远非原意。所以又有实录不实之讥。
实录馆纂修每朝《实录》的时候,又选取部分谕旨,编成该朝《圣训》,“垂训后世”,教育子孙。乾隆二年五月上谕,命令汇刻太祖、太宗、世祖、圣祖、世宗五朝《圣训》,颁行天下。至光绪年间,又添上高宗、仁宗、宣宗、文宗、穆宗五朝,上海有《十朝圣训》的印本行世。总计922 卷。台湾又有影印本。
《实录》有记事文字,《圣训》则只采上谕。《实录》按年月日编排,《圣训》则是分类编排,每一类中的谕旨再按时间先后编排。清廷将《实录》和《圣训》互相参照,作为一朝政要记载,历朝视为大政,采取不同的编纂方法,是各有所长的。
清初《圣训》分类较少,只二三十类。而至近代,既多内忧,又有外患,国势衰微,事务殷繁,宣宗、文宗、穆宗三朝《圣训》分类增多了,卷帙也增多了。《清宣宗圣训》130 卷,《清文宗圣训》100 卷,《清穆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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