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十一卷-近代前编 1(第10页/共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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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

    稍后曾、胡、左等人的公牍亦知名于时。胡林翼的《胡文忠公遗集》86卷，奏疏51 卷外，书牍批札等35 卷，其中尤以书牍为主。他自称其“军事精神思虑多注于往返书札之中”。曾国藩的《曾文正公全集》中奏稿30 卷，而公务书札33 卷、批牍6 卷，其杂著2 卷亦收有告示等公牍，总数且超过奏稿，惟其中由幕府代拟者不少。左宗棠的《左文襄公全集》（光绪十六年开雕本）收书牍28 卷，批札7 卷，咨札、告示、说帖各1 卷。近年岳麓书社编印《左宗棠全集·札件》，多方搜辑，仅增补了38 件。该社又访得上海图书馆和上海博物馆藏左宗棠函札原件辑印为《左宗棠未刊书牍》1 册，计176通，绝大多数是谈公务的。

    李鸿章的《李文忠公全书》，奏议80 卷之外，朋僚函稿20 卷、译署函稿20 卷、海军函稿4 卷、迁移蚕池口教堂函稿1 卷，又电稿40 卷。这是吴汝纶为之编定的。李鸿章自同治九年（1870）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以后，一般公牍或假手幕僚，而有关外交之“总署信函，则全系亲笔”；光绪六年（1880）起，“机要事件皆在电报，亦不肯请人代办”①。惟吴汝纶意在为李鸿章“止谤”②，有些文件删而不录，收录者亦间有删改。至于多由幕僚起草之公牍如批札咨文等，因“已离本任，无从搜罗”①，遂一概从略了。但在徐赓陛的《不慊斋漫存》（光绪三十一年刻本）中却保存了八国联军入侵后李鸿章自广东到北京议和时的一些代李起草的文件，折奏之外，其他咨、批、照会等有74 件，可以看出李鸿章处理直隶地方洋兵、拳教、赔款等问题的情况。

    曾、胡、左、李之外，较重要者尚有刘坤一的《刘忠诚公遗集》和张之洞的《张文襄公全集》。刘集又有1959 年中华书局新版本，改名《刘坤一遗集》，共61 卷（略去文集1 卷），奏疏、电奏之外，有书牍17 卷、电信3卷、公牍2 卷。张之洞遗集先有许同莘编辑本，其中奏议、公牍、函、电四种于1918—1920 年铅印单行出版；后由王树枬增补，编为《张文襄公全集》229 卷，1928 年木刻行世，其中公牍36 卷，电牍（兼收来电）80 卷、书札3卷。

    以上诸人是晚清数十年间特别重要的封疆大吏，有关全局的重大事件在他们的全集中都先后有所涉及，奏议固属重要，而其他公牍与奏稿相表里，奏议语焉不详或未曾语及之有关情况，每可于其他公牍中得之。

    官至督抚每重奏议，其他公牍单独编集问世者较少。除前述《信及录》外，其后较著者有丁日昌的《抚吴公牍》50 卷，皆下行文，涉及面很广，可以说是一省长官率属官办理庶政的有代表性的公文编集。

    专谈军事的，有反映从金田到永安和太平军作战情况的《乌兰泰函牍》（内收向荣、姚莹的来信），湘军将领王錱的《王壮武公遗集》和李续宾的《李忠武公书牍》，抗法名将冯子才的《军牍集要》和其时任浙江提督守宁波的欧阳利见的《金鸡谈荟》。有些地方官遇上战事，也有把有关公牍编为专集的，如同治中任山东东昌知府兼山东抚标营务处的龚易图的《东昌军中牍稿》和同时署山东汶上知县的张锡纶的《军书汇钞》，都是有关堵御捻军的文件。地方官亲理庶政，不止是军事，上述两书是特例。

    地方中级官即道府之公牍，近代著名者当首推胡林翼之《宦黔书牍》7卷，已编入《胡文忠公遗集》中，为胡林翼自道光末年至咸丰初年在贵州历任安顺、镇远、黎平知府时写给上级的禀报和给下级的指示，其中有许多是有关办团练、镇压苗民起义和防备太平军入黔的。易佩绅于同治九年（1870）署安顺府时的《安顺书牍摘钞》3 卷，主要涉及镇压乌束陇仲家族起义事。① 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十五日吴汝纶答潘藜阁书，《桐城吴先生全书·尺牍》，家刻本，卷1，第148 页。② 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十五日吴汝纶答潘藜阁书，《桐城吴先生全书·尺牍》，家刻本，卷1，第148 页。① 光绪二十三年六月三日午汝纶致周玉山（馥）书，见《吴挚甫尺牍》，宣统二年国学扶论社石印本，卷1下，第20 页。

    又易佩绅于光绪二至六年（1876—1880）任贵东道时的《贵东书牍节钞》4卷，时在贵州苗汉各族历时20 年的抗清起义之后，其辖区又是苗族聚集地，故涉及剔析弊政、总结教训者颇多。

    方浚师著《岭西公牍汇存》11 卷，为方氏于同治八年至光绪五年（1869—1879）任广东肇阳罗道时的公牍，大多数是肇庆府、罗定直隶州和阳江直隶厅的民事刑事案件公文。其地州县官的公牍有，徐赓陛的《不慊斋漫存》12 卷，光绪三十一年（1905）刻本，内收作者于同治十二年至光绪七年（1873—1881）历署广东遂溪、海康、陆丰、南海等县知县，并奉委办理肇庆后沥厂厘金时的办公书牍。再后有李锺珏光绪二十年（1894）署理广东陆丰县的《圭山存牍》（光绪二十一年刻本）、二十一年（1895）署理广东新宁县的《宁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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