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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 第十卷-中古时代-清时期 13(第3页/共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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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初一,大雨五昼夜,宫门水深数尺,屋宇倾圮者不可以数计,“此犹小害”,而桑乾河决漫口四处,京师西南隅几成泽国,村落荡然,转于沟壑,闻者痛心,见者惨目,除派官员稽查抚恤之外,“因思今秋往木兰行围,大营所用车辆,及除道成梁等事,皆需民力。此次大水所淹,岂止数十州县,秋禾已无望矣。若重费民力,予心不忍,况畋猎近于嬉游,我皇② 赵翼:《簷曝杂记》卷1。

    ① 《清史稿》卷10《高宗本纪一》,《清史稿》卷17《宣宗本纪一》。

    ① 《清高宗实录》卷1437,页42—43。

    考自乾隆六年始行秋狝,今秋虽系六年,尚在皇考三周年内,远行射猎,终非所宜,朕意今秋停止巡幸。庶息民劳而省己过”。他命诸臣速议,结果诸王、大学士等九卿会议一致赞成②。这里明确提出“畋猎近于嬉游”,十九年嘉庆帝也以“恐劳民力”,停止进哨。只是不愿秋狝大典废在他手里,坚持举行到最后。至道光时则完全不同了。道光四年就此所发上谕说:“今岁秋狝木兰,允宜遵循成宪,肄武绥藩,然不可不审度时事,量为展绥。所有今岁热河亦著停止。此朕不得已之苦衷,非敢耽于安逸也”③。出自一位多次参加木兰秋狝的皇帝之口,这是一种耐人寻味的说法,既没有彻底否定木兰秋狝的历史作用,又就当时情形而言,木兰秋狝已无积极意义,说是停止当年举行,也是宣告永远废止。

    臣下劝阻,对废止木兰秋狝也是有影响的。乾隆六年,丛洞以“第恐侍从以狩猎为乐”等为由,企图阻止木兰秋狝,没有被接受,斥为“识见未广”,反映当时这一活动还有必要举行。半个世纪以后,已非当年可比。乾隆五十七年,蒙古王公等奏请暂停进哨,这位年过八旬的老人也就欣然同意了①。嘉庆时臣下劝阻最力,嘉庆七年六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汪承需被召见,既面奏“顺天府属雇车掣肘。咨商直隶总督协济车辆,已露为难之意”,后又折奏请停止行围,“据称本年麦收分数稍减,民力不无拮据,并称高宗纯皇帝临御六年,始举秋狝,今亲政甫及四年,即再缓一二年举行,亦不为迟”。在皇帝坚持之下,认为这些说法“殊不成话”,那年还是举行了②。第二年,嘉庆帝已经到了承德,正欲继续举行木兰秋狝,总管围场的副都统韦陀保呈报“今年围内天气较寒,水涸草枯”。嘉庆帝以为是牲畜减少,借水草为词,派人前往调查,岂料派去的人和蒙古王公等共同恳请停止行围。嘉庆帝仍不相信,又派监牧马匹的王大臣绵循等再往详查,情况属实,终于停止了本年行围③。

    有时也因天气不好而停止木兰秋狝。嘉庆元年、二、三年,均“以雨停秋狝”④。六年又“以水灾停本年秋狝”⑤。十四年“以哨内春夏雨多停止秋狝”⑥。十八年九月初一,“以阴雨减围”⑦。

    当然最为扫兴的是围场遭到破坏,兽类和树木日趋渐少。追溯其时间,大约也在乾隆末年已有征兆。嘉庆帝说,乾隆五十七年以后因皇上年岁增高兼以连年雨水过大,屡次停围,“自应生息蕃滋,倍加充牣”,而实际恰恰相反。这是清朝由盛到衰的转变时期,影响到木兰围场也是一派衰败景象。嘉庆七年他自己举行第一次木兰秋狝,亲眼看到“鹿只已属无多”。第二次派人查看“竟至查阅十数围,绝不见有麋鹿之迹”。这一年也就没有行围。② 《清仁宗实录》卷84,页4—5。

    ③ 《清宣宗实录》卷64,道光四年正月壬申。

    ① 《清高宗实录》卷1410,页11。

    ② 《清仁宗实录》卷99,页6—7。

    ③ 《清仁宗实录》卷118,页37—40。

    ④ 元年、三年见载于《清史稿》卷16,《仁宗本纪》二年只见载于《清仁宗实录》卷20。⑤ 《清史稿》卷16《仁宗本纪》。

    ⑥ 《清仁宗实录》卷216。

    ⑦ 《清史稿》卷16《仁宗本纪》。

    九年,本想照常举行,还是得到信息,“以牲兽稀少,停止本年秋狝”①。围场的树木和野兽继续减少是个不可阻挡的趋势。嘉庆八年发现早有人偷打野兽,因此被拿获的犯人就有二百余名,估计漏网的会更多。后来几乎连民带兵等把围场视为猎取的对象。嘉庆帝说:“闻近日该处兵民潜入围场,私取茸角盗卖,希获厚利,又有砍伐官木人等,在彼聚集,以致(指麋鹿)惊窜远飏,而夫匠等从中偷打,亦所不免,是以鹿只日见其少。此皆由管理围场大臣平时不能实力稽查”。为此把乾隆五十七年以后历任管围的大臣及官员皆分别给予处分,同时完善和修改围场一切章程②。九年,嘉庆帝对特设围场副都统,严立章程,专职稽查,仍然不见成效,非常愤怒,指斥说:“因近年来砍伐官用木植之外,多有私砍者,并任令奸徒私入捕捉牲畜,以致鹿只远逸,实属不成事体”③。然而往后更有甚于此者,山冈上下多有人马行迹,并有车行轨辙,山巅林木也较前稀少④。有人竟取便从围场走来走去了。十八年,嘉庆谕内阁:“近年哨内牲兽稀少。此皆由于偷砍树木及往来取便行走之人,惊逸兽群,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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