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经营盐业和典当业,号称汪百万,同时藏书甚富,闻名浙西,四库进呈本中,有不少即为汪氏振绮堂所献④。程晋芳、江鹤亭、马曰璐等等,也一面经商,一面附庸风雅,广泛结交文坛名流。工于算计的商人,“一缕一丝,一粒一粟,弗敢轻费。其有以缓急告,虽义不可已,亦忍而弗之割。其居货也,雠过其值,犹不以为慊也。其道务求赢余,而俯拾仰取,低昂盈缩,皆有术数,而忠信之说用之于货殖,则以为立穷”⑤。这才是商人形象的真实写照。可惜这样的材料比较稀少,也许它正好表明,日益壮大但仍旧处在过渡阶段(即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清代商人阶层还没有找到一种“纯粹的形式”把自己充分地表现出来。
国内市场的发展国内市场包括农村市场和城市市场两大类型。农村市场是以集镇为活动场所的基层市场。至于城市市场,康熙时,刘献廷指出:“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然东海之滨,苏州而外,更有芜湖、扬州、江宁、杭州以分其势,西则唯汉口耳。”①大城市是区域市场的中心。中小城市的水平参差不齐,有的接近大城市,有的和集镇相去不远,但它们作为地方市场的中心,介于农村基层市场和城市区域市场之间,是双方不可缺少的纽带。因此,从城乡差别方面看,清代的国内市场包括两大类型,而从市场的结构方面看,又可区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
第一,以农村集镇为活动中心的基层市场。集镇有固定市期,为了给购销双方提供更多的接触机会,邻近集镇的市期又彼此错开。在这里,分散的农村集镇由于市场功能的一致而互相联络,就好像一个分布均匀的流通网络。
集镇作为农村市场的实体,它的交易内容必然要受到所在地区农业商品化程度的制约,因而农民根据各自的经营状况投入市场的商品也必然表现为几种不同的类别。
首先是小农经济的剩余产品。它主要指农民全部生产品中自给有余的部分。即“日用常物”,“粟米酒脯菜炭而已”②。
其次是农村多种经营直接向市场提供的农、副业产品。清代的商品性农业广泛采用多种经营,它主要指农民因地制宜,发展经济作物和家庭副业。这种方式改变了农业生产的单一性,在不同程度上带有商品生产的性质。川、陕、楚毗连各县的山区农村,“有田地数十亩之家,必栽烟草数亩,田④ 据《汪穰卿先生传记》卷1。
⑤ 《戴名世集》卷9《郑允惠墓志铭》。
① 刘献廷:《广阳杂记》卷4。
② 乾隆《富平县志》卷2。
则栽姜或药材数亩。烟草亩摘三四百斤,卖青蚨十千以外,姜、药材亩收八九百斤,卖青蚨二三十千,以为纳钱粮,市盐布,庆吊人情之用”。另一方面,城市产品也源源不断地输入农村。四川境内的大竹河,“商贾聚集,为太平(今万源县)通水程之所。自东而西,可行船,山内所产药材、茶叶,由此顺流而下,至陕西紫阳任河口,计程三百六十里,合汉江,直达襄樊。襄樊花布等货,溯流至此起旱,运发各地”①。城乡互为市场,形成了固定的商品转运路线,分布在线路上的集镇就担负着装卸和集散商品的任务。最后还有农村经营专业化产品。一个地区,有较多的农户,专门(或主要)经营某一项农副业产品的生产,并把产品的全部(或大部分)投入市场,是商品性农业向高层次发展的结果。这种经营方式和集镇的关系非常密切,形成了一批以集散本地大宗商品(如茶叶、烟草、水果、药材、鱼苗、猪、牛、丝、麻、花、布、粮食等等)为主要任务的专业性集镇。江西分宜盛产苧麻,“苧商云集各墟市,桑林一墟尤甚”②。宜黄棠阴,“人烟稠密,买卖亦繁,该处向出夏布,闽省贸易之人每于春夏之交,纷纷往来”③。上述集镇自身特点是和当地农村生产结构的特点相一致的。但还有另外一种专业性集镇,它们主要是在商品转运过程中形成的。例如河北地区棉花与棉布业发展迅速,大宗产品远销山西境内,而山西“高县镇,镇为曲沃县所辖,直隶省滦城、荻鹿所出棉花布匹,贩运者皆集于此,商旅甚多”④。这一类集镇和所在地区的生产结构不发生直接关联,但是大宗产品的外销必须依靠流通路线的延长,所以从整体上看,两种专业性集镇又是相互配合,并行不悖的。
在清代前期,江、浙两省商品经济的发展速度仍然居于全国的领先地位,农村多种经营和专业化水平很高。粗略言之,苏州、松江两府是棉花、棉布的集中产地,太仓、嘉定、上海三县,“俱三分宜稻,七分宜木棉。凡植木棉者,俱称花以别于稻,有花田、花租之名”①。杭、嘉、湖三府是蚕茧丝绸的集中产地,而“吴兴桑田之多,与稻相半”②。上述地区,由于生产结构的大幅度调整,不仅加快了农业商品化的进程,而且出现了一批专业性很强的手工业生产基地,集镇的市场功能和专业分工的特点显示得非常突出。华亭、嘉定两县,四乡农民恃花布为生计,著名的棉布业市镇有朱泾、枫泾、南翔、罗店、安亭、娄塘等处。上海所产,据当地人记载:“有小布、稀布。小布以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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